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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首卷 家在三峡《撵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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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三峡

八十六 撵秋


 

我在温和的阳光下,踏着絮絮的黄叶,打着口哨,一路奔跑。从清晨到黄昏,路过无数风景,经历无数艰险,见过无数人,蓦然来到天边小树林。一阵逼人的寒气袭来,我知道,人生最后一个章节开始了。

我是一个疲惫的撵秋人,今生就是一次撵秋。

 

      童年食物

 

       每到秋天,我头脑里就出现这幅画面:起伏的群山似乎在一夜之间被造物主涂上姹紫嫣红的秋色。栌木树乌桕树在白露为霜的时节殷红如炽,喷薄一生的激情。柿子像灯笼挂满山乡。橡碗橡子随风落下,啪嗒啪嗒打响树叶。忙完秋收的女人和孩子们成群结队走向森林,挖药材挖黄姜捡橡子橡碗。走在故乡的路上,冷不丁听见响动,随后钻出一队撵秋的人来。撵秋的女人背上往往背着孩子,后面还跟个孩子。背上的孩子不到一岁,吃奶中,用专门背孩子的绑带绑牢,这样弯腰掘秋时孩子才不会倒出来。跟着的孩子四五岁,穿行在山林中确实难为他了。但他不愿意关在家里与鸡狗猫为伴,它们会抢他的吃食,却没有大人帮他。为防止蚊虫叮咬,女人穿的是长袖破衫、补巴长裤。她左胳膊挂篮子,右手提镢头,用镢头扒开荆刺侧身往里钻,并回头招呼后面的小孩,动作十分麻利。她要撵着秋天的脚步,在这方圆十来里内,挖尽可能多的麦冬、苍术、白芨,晒干后到供销社买个好价。下年称盐打油、针线布料,全靠这季抢收。太远的地方去不了,怀里有奶儿,田里有活,屋里的猪牛鸡狗、浆洗补连也非她莫属。不像家中有老人的女人,把孩子往家里一丢,跳着叫着想去哪儿去那儿。她就赖在跟前,背着孩子,一山一山地赶,撅起屁股使劲挖,不信赶不上哪些去远处觅财喜的女人。林中潮湿闷热,不一会儿,她已浑身汗透,背上的孩子憋不住又尿了她一身。手脚被荆刺挂破,甚至大人小孩一起摔得鼻青脸肿,是家常便饭。摸黑回来的时候,篮子总是满满的。

      这是小时候老家常见的一幕,一到秋天浮现在眼前。我妈我婶我七大姑八大姨就是这女人,我和弟妹堂兄妹表兄妹就是女人背上和后面跟着的孩子。从小在大山里长大,撵秋作为山区生活的一种常态,已在记忆中扎根。直到现在,住在城郊的姨妹,还常常提了镢头和蛇皮袋,钻进被道路和楼房挤压得透不过气的林子,挖黄姜,挖药材。我和老伴闲居无事,突然想起去陪她一回。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三人各提口袋镢头,钻进密林寻宝。山陡林密,叶腐坡滑,蚊虫无数。口干舌燥一身汗不说,尤其受不了蚊虫隔衣叮咬、浑身奇痒无比。一两个小时出林,我和老伴两个人还没姨妹一个人挖的黄姜多。老了,找不回小时候的那种感觉。所以更多时候不是去林子里撵秋,而是在秋日暖阳下遐想。

      一片黄叶在蓝天下随风旋舞,缓缓落下,极尽姿态。石榴熟了,桂花已盛经开。站在石榴树下,嗅着阵阵桂香,望望成熟的果实,望望飘浮的白云,撵秋的情节一幕幕浮现,儿时林中的气息又扑鼻而来。酸甜的山楂果,如蜜的罐儿梨,开口的八月炸,带刺的大板栗毛栗子、如火的栌木红叶、大刀似的牛麻藤果荚,还有冷不丁窜出的兔子、惊翅高飞的山鸡、嗡嗡作响的蚊阵、挂在树梢的青蛇、闻风而来的马蜂,在记忆中轮番闪现。对于我,这些记忆就是秋,就是魂牵梦绕的回想怀念。心意止不住又撵秋了,像个孩子在秋日暖阳下大汗淋漓地奔跑。碧水蓝天,蒹葭苍苍,阵雁掠顶,叶红霜白,秋深似海。今夜的心,停泊在乌衣巷还是断桥边?


      我非圣人,儿时撵秋的心全都集中在秋天的吃食上,没有高深的寄托。对于父母温馨的感知也从吃食上体现出来。立秋和七月十三亡人节是差不多同时到来的,我对秋天的记忆从亡人节开始。这一天家家户户要接出嫁的姑娘和娘家宗亲一起祭奠亡人,吃食准备得相当丰盛。而我家住长江北,山区,石灰岩地质,稻田少,吃米少。父母总会千方百计在亡人节那天做一顿新米饭。哪怕大田的水稻尚未全熟,也要挑早熟的挖一块,用棒槌把稻谷捶下来,晒干舂米,让孩子们吃上这顿新米饭。我是老大,弟妹都小,没有出嫁的回来。所以亡人节对于我来说就是吃一顿新米饭,把秋天的味道装进腹中。

      然后就该泡柿子了。立秋处暑,白露秋分。柿子必须在白鹭以前泡,才香脆清甜。山上有很多柿子树,带根粗长的竹叉子,爬上树,叉住柿柄,把柿子一个个拧进篮子里。提回来,放进洗净的坛子,添上水,泡半个月,就可以吃了。削去青皮,肉质金黄,咬在嘴里,又脆又甜。对于很少有糕饼糖食吃的山里孩子来说,自然是美味佳肴了。

       “摸秋除了有吃的乐趣,还有游戏的功能。就像一场全民游击战。中秋这天,天刚黑,大人小孩都出动了,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看中谁家地里的好东西,就把它回来。不会有人生气。摸秋要暗暗得手,若被撞见,即成笑柄。同时还不能贪心,还不能拿得太多,超出范围就属偷了。拿点人家有、自己无的蔬菜瓜果,是互通有无的意思。小时候父亲带我摸过一次秋,摸回来一只白白胖胖的冬瓜,那种初战得胜的感觉至今记得。离开家乡近五十年,现在是否还摸秋不得而知。

      秋天迟熟的罐儿梨,一个足有一斤多,也是我们每年盯住的食物。树长在山边,又高又粗高大,结梨不多,还有马蜂在树上筑窝。父亲们没时间为孩子们摘梨,母亲们大多不会上树,只有我这样既会爬树又不怕马蜂叮咬的调皮蛋,才能吃到美味香甜的罐儿梨。

    八月炸是一种藤本植物的果实,一般长在阳光好的石坎上。根在石缝中,藤从石缝伸出来,果实成熟皮裂开,清香甜润,十分可口。只是产量少,一条湾没有几株,不是每个人每年都能吃上。

      还有一趣,是上山砸核桃、捡板栗烧着吃。从树上打下核桃砸去外面的青皮,从刺包里把毛栗子或大板栗剥出来,捡柴在林子外生堆火火,把核桃、板栗放到火中烧到半焦渗油,剥开丢进嘴里,吱吱作响。虽然烫,却也焦香满嘴。只是野外生火,会危及森林,每每被大人禁止。


 

青涩恋歌

 

吃过很多乡村粗食和山林野果的身躯渐渐膨大,转眼走过童年,当年的瘦猴成为亭亭玉立的姑娘或玉树临风的小伙儿。几场秋雨,小河里秋水胀满,汩汩的秋水在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小伙儿身上窜动,痒痒的心提到嗓子眼上,蠢蠢欲动塞满秋水长天。撵秋的下午,摸秋的秋的晚上,月下小树林的山路上,就成为少年男女幽会的时节和地方。只是贫穷山乡的春花秋月,结出的并非都是香甜之果,必须有承担偷尝禁果造成麻烦的准备。有的未婚先孕出了丑,“文革”中被拉出来当流氓阿飞批斗。有的被父母生生拆散,女子含悲远嫁,男儿孤苦伶仃。有的遭遇背叛,反目成仇,多少年如同路人。

我从学校回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刚满十八岁。“文革”终结了十多年苦读的大学梦,繁重的体力劳动累得喘不过气来,家境贫寒到穿一条完整的帐子布短裤都很困难,看不到前景,青春苦闷无处所说。心情完全被涂成雾蒙蒙雨蒙蒙的灰色,除了干活,时常坐在家门口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发呆。当然也想欣赏满山的姹紫嫣红,希望姹紫嫣红的山路走出一个令我心仪的少女来,甚至也想偷尝禁果。然而,举目四望,塞满眼睛的是灰蒙一片的花栗林和石灰石,间或有一道野菊垂成金黄的瀑布,却没有少女在瀑布前沐浴。秋水长天对我是一种痛,不是一个梦。我只能把痛苦写在梦中,醒来仍然装作信心百倍、开朗无比地去上工。已经输掉了现在,不能再输掉哪怕不知道有没有的未来。

这样的心情有些类似唐初四杰之一的诗人王勃。虽然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而我只是一枚青涩干瘪的山果。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他因《檄英王鸡》的游戏文字,得罪当朝,废官闲居。27岁那年秋天远道去交趾探父,途经洪州(今江西南昌),路遇都督阎公雅会,即席赋成《滕王阁序并诗》。述南昌天象地理和与会人物之胜,展高阁津渡和秋水长天之美,叹少年微躯却不坠青云之志,寄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之心。一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极尽秋色之魂,响穷人生感秋之意,声断古今思秋之苦。更让人痛惜的是他28岁竟因渡海溺水而亡!“兰亭已矣,梓泽丘墟”。诗意的伤感便在少年心中扎根,物换星移,不曾暗淡。

接连熬过三个青春苦闷的秋季,我怀着毅然决然的心情参军,离开家乡寻找前程,把倚门怅望的父母扔在身后。如今想来,满心酸楚。荒唐的少年时代难免做荒唐的事,伤却父母的心却不知忏悔,才是透顶的荒唐。但为国尽忠,从戎戍边,又是义无反顾的责任。悔与不悔一直在我心里纠结了无数个秋天。


 

军营

 

部队是驻防云南的二炮工程兵,我被分在道路机械连。下连时刚开过“九大”,部队正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最高指示,全力打造“精神原子弹”。我除了正常出操、执勤、学习轮式平刮机操作,更多时间是参加连队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到附近村寨辅导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

高原的秋季,高山雪顶是一派隆冬景象,坝子低山却温暖如春,鲜花盛开。坝子和低山的云南村寨小的一两千人口,大的万余人,一色石板街,干打垒三合土平顶房,民族混杂,汉族村寨为多。一个自然村为一个大队,以水稻、甘蔗生产为主业,一年三熟。秋季的田野,稻香蔗肥,到处是收割的车队和人群,赶车的师傅马鞭儿抡得正欢。

入伍后的第一个秋天,我入党并担任了连队文书,乘老乡的顺道马车去团部报月报。老乡手里的马鞭一抡,马车在辽阔的红土地上风驰电掣,我坐在车辕上,像个将军检阅着无边秋色。只是,屁股被马车颠簸顿得揪心裂肺。以后,宁肯步行也不愿搭马车。

1971年秋部队代表第二炮兵出国执行援老筑路任务,我从团宣传股报道组回到道机连。在报道组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和老狐狸“刘学武”、“气炉子”周光明、“野狼嚎”谢新桥下连队上工地采写新闻,参与各项教育活动,完成宣传股布置的其他任务。昆明军区、云南日报共发表我采写的稿件十余篇,其中一次整版发表我写的四篇经验性报道。参与了二炮新闻科长为《红旗》杂志采写七连群众工作先进经验报道的调查和初稿撰写,独自承担采写团宣传队出席昆明军区先进集体表彰会、四连出席122基地五好食堂表彰会的典型材料,随团党委常委参加122基地“思想爬坡”整风学习,为团党委常委准备发言提纲和整理讨论简报。连续高度紧张的文字作战和122医院门诊护士的错误施针,使我在1970年的冬季神经功能紊乱,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住院、吃中药大半年没有好转。整夜不能入眠,连看打乒乓球也头昏出冷汗,家书亦须别人代写。提干延缓,心情崩毁。加之出国在即,出国后不能报道,报道组撤销,宣传股只能安排我回道机连。

来时烟云苍茫,去时阴雨霏霏,是丧沮或是振作,是躺下还是挺立,“咬紧牙关”四个字不难回答,对我却是一场火中求生的艰难涅槃。副股长李长瑞送我回连队并代表宣传股交待一定要为我养病创造条件,让我尽快恢复。连队把我交给一班长马东方,宣布我享受正班长待遇,随班活动,不站岗值勤,不承担具体工作任务,只做些看门、整理内务等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便开始了两年多的康复历程。

出国之前的整训和装备筹备异常紧张。训练如同新兵,一切从头再来。队列,射击,投弹,班排进攻,按部就班,严格考核。个人随身所带的步枪(或冲锋枪)、满基数子弹、手榴弹、弯刀、被服、水壶、防蚊面罩、雨衣、塑料布、背包,加起来六七十斤,训练不离身。连队所有的装备、粮油储备、施工备件都要严格清点登记装箱。

这些我都不能袖手旁观,必须咬紧牙关坚持。云南的秋季依然炎热,天天一身汗,累散架,躺下依然睡不着。

出国前一天晚上突击装车。机械装备已随大型平板车队走,生活物资和人员还用了21台解放牌军车。连续行车七天,来到老挝勐赛省,已是下午。驻地就是紧挨炮兵阵地的一片森林。卸完车运输团的司机返程回国,我们得马不停蹄砍场地,搭营房。没有帐篷,自己砍树立柱子,搭房子,立床架。支铺板。墙和门窗都是树条和竹篾编的,屋顶是油毛毡盖的。第一天搭不好,遮风挡露就靠各人的三米塑料布和雨衣。

老挝的秋冬属旱季,春夏属雨季。“天晴尘土没膝,下雨大地流泥。”整个旱季都属秋天,是抢修路基的黄金时段。连队稍作安顿,推土机、刮引机、平路机、压路机轰轰隆隆开进森林,推到大树,铲除土包,修出毛路,交给工兵连队。然后把机械配属各营,机械在前面作业,人工在后面修整,直到修出合格的路基。运输连把采石连队采的各种规格的块石拖进来,由筑路兵按五十公分、二十公分、十公分一层层铺筑。铺一层,压路机按操作规程碾压一层。再撒黄土铺碎石各三层,层层碾压。验收合格,泥结碎石路面就算好了,经过一个雨季的沉降、碾压和修补,就可以铺沥青路面了。工序是先把泥结碎石路面刨开,洗去黄泥,再铺三层二十公分、十公分、五公分的石块,铺一层热灌一层沥青,层层碾压。再撒三层2公分、一公分的碎石,撒一遍碾压一遍。晒出油后,再撒石粉碾压,直到沥青不再渗出。再修护坡、边沟、路肩,一条边坡边沟整齐、路肩培护规格、路面平整光洁的柏油公路才算完工。

由于老挝几乎全是肉山,路基经长达半年雨季浸泡,很容易下沉和翻泥,部队还必须及时维护。有些路段,陷了修,修了陷,反复好多年才能稳定。

部队在老挝的最大挑战不是任务重、时间紧、施工艰苦,不是美军轰炸,也不是吃不上新鲜蔬菜,而是疾病。老挝丛林蚂蝗多,蚊子多,野生动物多,脑型疟疾、急性肝炎等疾病高发,昼夜发病率千分之五。若治疗不及时,24小时死人。二战时日本七千精锐侵入老挝,扛不住疾病减员,不战自退。

有人形象地说,老挝人血浆里40%是病毒,平均寿命不到五十岁。河水都被污染,必须烧开才能洗脸洗澡洗菜。我好多战友突发脑性疟疾死亡,好多运动健将级的铁人因为肝炎瘦得没有人形,至今常想起他们痛苦的面容。至于被蚂蝗、马鹿虱叮咬,因长期阴雨、吃不到新鲜蔬菜、维生素缺乏而栏裆,更是家常便饭。

我在班里的那些日子,实在不了上工地,多留在营地陪病号,为班里捡柴烧洗澡水,到炊事班帮厨。当然也必须全副武装,背冲锋枪,挂子弹带,佩弯刀、手榴弹,到卫生队拿药也是如此,只不背背包。

一年后我再回连部当文书。神经衰弱未好,身体仍很虚弱,写东西就流冷汗。但我不能辜负信任,咬紧牙关也要把任务完成好。想想暴病而亡的同志,我总比他们幸运。因为写了一篇1971年入伍战士袁安福刻苦学技术成为机械修理能手的典型材料,引起宣传股长李长瑞的重视,亲来连队审核并了解我的恢复情况,回去即向政治处领导和团政委孙玉堂汇报,说小元恢复得差不多了,材料写得很不错,已上报支队。恰巧团领导想办一个“援老筑路”图片展鼓舞士气,便同意抽我到展览组负责文字总篡。

19732月我到政治处报道,在文化干事孙向阳的主持下,与后勤处抽调的摄影爱好者张国印、电影组放映员田园乐开始展览构思筹拍、采访、加工制作工作。全部小样和文字总篡完成,由我向团党委常委会汇报。团党委批准了我们的方案,并提出一些修改建议,要求把镜头对准战士,质量要比支队做得好。文字要简洁明快,生动准确,有思想性和鼓舞性。整个秋季,我们忙于制作加工,放大照片,裱糊展板,誊写文字,粘贴图片,天天一脸浆糊一脸墨,相视哈哈大笑。完成后首先在云南勐腊县曼庄团部机关展出,团长政委和常委出席开展仪式,四人一人一部分为领导讲解。团长政委高兴兴地为我们鼓掌。要求政治处安排到每个连队展出,让每个战士看到工作的意义和成绩。电影组的放映车拉着展板和电影机,一个一个连队展出和放映。其间,老挝副总理偕勐赛、丰沙里官员与团领导座谈,中央慰问团来部队慰问演出,团政委请客人看了汇报展出。还到中国驻丰沙里领事馆汇报展出,当时的王领事正好是宜昌人,相谈甚欢。那个秋天分外明丽暖和,让我感到创作着的人生快意。

展览结束,回到连队,我申请第一次探家。五年远离家乡,望断秋水,得会去看一看。审批的时候,分管直属连队的杨副参谋长笑着对我说,一年一度的复员马上就开始了,你还要回去么?他是怕我把钱用,复员的时候身无分文。我想即便复员还是要回去看一下,对父母有个交待。副参谋长犹豫一下,还是批了。我借了钱,买了烟酒糖果,背了50斤白糖,乘汽车搭火车坐轮船,辗转15天,才回到家。

时值隆冬,满山黄叶飞卷,青石裸露,树枝呜呜作响,田里也是一片枯黄。父亲时任组长,拖张犁正在耕田,虽只五十三岁,却显得苍老疲惫。母亲比父亲小五岁,也白发斑斑。原来这五年,由于闹“文革”搞运动,人人无心生产,年年要吃供应粮,有很多家庭时常断盐。我走了虽然每年有3000工分照顾,可弟妹多,劳动力少,按工分分粮食依然不够吃。父母丝毫没有责怪我的意思,还不住地说,你走了工分没少。白天我带着和母亲一道分装的白糖去走亲戚,晚上父母陪我聊到半夜。还请人为我介绍一个对象,我和母亲到了媒人家,感谢他的好意,但没有和那个人见面。前途未卜,哪有心思谈恋爱。

15天以后,我又经15天跋涉回到连队。一回去,连长指导员就喜出往外地告诉我,你提干了,到政治处当书记,这两天结结帐,休息休息,等文件到了,就去团部报道。我百感交集。这个消息虽然晚到三年,但我确实需要它、在意它。我只喃喃地说,没想到,杨副参谋长还提醒我马上要复员呢。感谢连队在我生病期间给予的照顾,感谢老领导老连队给我的教育帮助。

1974年是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一年。我一上任,就随政治处领导、组织股宣传股股长参加支队政治部组织的“批林批孔”集训,集训结束参与筹备全团的“批林批孔”教育,负责教育方案、动员报告、试点连队授课、整理简报等本应是干事们做的工作。政治处书记份内的事(政治处几十号人的内部事务,如日常管理、文件收发、训练出操、上传下达、随领导下基层等),反成副业。到了秋季,领导更是乐得其成地把我提拔为宣传股干事。这一年是部队精神最压抑的时期,绝大多数干部反感江青的“批林批孔批周公”,为中国的政治前途担忧。一方面不得不在全团开展“批林批孔”教育,另一方面却在私下议论不绝。只有极少数极左思想严重的干部赞同“四人帮”的做法。

 

盛年戎机

 

1974年底部队完成援老筑路任务,班师回国,驻云南石屏县城休整。这年全国人大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周恩来为总理,张春桥、邓小平等为副总理。邓小平开展全面整顿,力图将全国秩序纳入正轨。张春桥大批资产阶级法权,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搅乱政局。部队对张春桥等对抗邓小平、叶剑英采取的稳军措施,煽动搞乱军队极为不满,但正面教育仍不能不围绕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展开,组织庞大的工作组,向全团战士们灌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为什么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只能摘编马列语录和毛主席的论述,拼死证明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每日每时正在党内外产生。

我清楚记得摘编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教材后,坐在石屏县委打字室里,念稿子打字员打字的情景。打字员是天津市的下乡女知青,招工进石屏县委,对马列文章和政治术语很熟悉,一手持字盘一手按键,动作熟练流畅,几乎没有错别字。两人坐在打字机前,心无旁骛,只有抑扬顿挫的念稿声和乒乒乓乓的打字声。和这样高水平的同龄女青年合作,真是人生一大快事。

由于“文革”折 腾和极 左的民 族政策,激起了云南回 民的极大不满。以沙 甸为中心的回 民闹 事风潮波及红河州的许多县乡。大批回 民乘坐拖拉机、汽车,拦路追 打汉民,突袭汉 族村寨,抢夺地方人武 部枪支。云南省多次发文制止并组织工作组进村被拒,中央文 革小组邀请回 民代表与省政府座谈无果。致使中 央决定,组建解放 军工作队协助宣传。我团三营以中国人民解放 军九大 队名义执行“军 事包围,政 治宣传”的任务,架广播对沙甸宣传云南省政府、昆明 军区审定的《中国人民解 放军九 大队通告》。由云南省委办公厅、昆明军区作战部具 体领导,我团抽调干部组成九大队军事组、政治组、后勤组指导实施。我被抽调为政治组 成员。同去的有政治处副主任吕思伦、组织股干事李宗永、宣传股见习干事成正贵。

沙 甸,位于云南红河州蒙自、个旧、开远三县交界之地,包括金鸡 寨、老沙 甸、川方寨三个自然村寨,是回 民集聚区。三个相连的村寨全长三公里,1500多户9000多人口。其中核心村老沙 甸7200多人,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出过教授、将军。1937年毕业于埃及艾兹哈尔大学的北京大学教授马 坚是该村人。当时村内健在的国民党校 尉军 官几十人,旧军人逾百。据云南省、昆明军区联合工作组负责人、省委办公厅金副主任介绍,风潮的起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极 左的农业路线损害了沙 甸回 民的实际利益,沙 甸的田为沙壤,盛产花生、甘蔗,强调“以粮为纲”改种水稻,农民收入大减;二是军 队支 左进村不 尊重民族习惯,关闭清 真寺,宰杀不请阿 訇,还在回 民井台上杀猪,伤害了民族 感情;三是北大教授马 坚《回 教真相》《阿拉 伯简史》的流传点燃了积压的民族情绪。前两个问题不解决,第三个问题也无法解决。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不尊 重民族习惯作出道歉较有可能,而要恢复种植习惯、保证宗 教活动自由则难上加难。因而,几个月的政治宣 传毫无进展,回 民对立情绪严重,军 队经常受到围攻,回 民甚至打出“伊 斯兰共 和国”的旗号。中央军 委不得不下令,在1975729日凌晨采取军 事行动,“军 事包围,穿 插分割,展开政 治攻势,分化瓦解,转移群众和投诚人员,瓦解武 装力量”。九大 队一个营的兵力承担不了这样的任务,中央军 委抽调十 四 军的一个师当主力。

凌晨二时,昆明军区作战 部侦查科杨科长带领前沿指挥所人员,穿过甘蔗林和稻田向沙 甸隐蔽前进,刚跨过离沙 200米左右的河上小桥,村内枪响,我身后十四 军侦查参谋应声倒下,击中右大腿。走在前面的杨科长示意停止前进,顺河沿撤回左岸,在左岸水田堤后建立前沿指挥所,架设电台、电话,与前沿部队联络。天不住下雨。干部战士用背包带牵起出国发给每人的三米塑料布,方块雨衣垫稻田铺上被褥,就成为办公宿营的地点。我主要负责前指的通讯联络,收集战况,传达命令,对杨科长负责。

甸民房都是干打垒土墙,街巷狭窄,七弯八拐,加之底下有暗道,楼层之间有云梯,武装 抵抗蓄谋已久,部队一进去就吃了亏,第一夜十四 军一个侦察排被堵深巷里死伤十几人才突出来。尤其是分不清谁是武 装分子谁是群众,正喊“老乡,我们只打武装 分子,不打群众”,大姑娘老太太扔出的手 雷、炸药包响了。联络不畅、两支部队隔着墙对打的情况时有发生。夜里进攻,白天撤出,再进去又得重打,折腾几天,毫无进展,改为一栋房一条巷地占领,不再撤出,进展仍十分缓慢,每占一栋房子都有伤亡。四五天之后,中央军 委指示用炮 轰开除有军事用 途的建筑,使武 装分子无处藏身。十四 军炮 团炮射建筑物,群众和武装分子一起被赶到甘蔗林和稻田里,部队扑上去,押上车转移到鸡街糖厂,由收容组甄别安置。经过的反复争夺,至84日最后一批人放下武器,历时七天八夜。

事后,十四 军撤回,我团三营在原地休整。我团阵亡12人,受伤42人。政工组吕思伦、李宗永负责连队总结,我带成正贵、三营文书负责典型材料撰写。七天八夜的不休不眠、高度紧张之后,身体非常虚弱,背着手枪走路都迈不开步,但团部等着材料讨论嘉奖报功和召开表彰会。拖着疲惫至极的身体加班赶材料,真比自杀还难受。开过表彰会,团部和其它营已奉命开拔到湖南068基 地承担新任务,政工组被命令随三营撤到蒙自监狱进行转场教育,等候军列转场湖南。

粉碎“四人帮”后,沙 甸事件得到平反。现在看来,错误的路线和错误的政策导致这场悲 剧的发生,极 左思潮的搅局使矛盾激化,不知退让的斗争哲学把双方逼到没有退路的死角,为今后正确处理民 族关系与人民内部矛 盾提供了血的教训。当时不得不打,后来必须平反,很难用对 错来评价,相互仇 恨更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惟可追问的是,当时的极左思潮究竟如何清算、由谁负责。这个沉痛的秋天落下的沉痛话题,一直压在我的心头。

197510月随三营转场湖南隆回团部驻地。11月三营奉命入疆在罗布 泊辛格尔修建原子 弹试验的7号观测点。12月底我和组织股干事周长定赴三营采写部队在高寒严冬组织施工的典型材料,元月返回途径乌鲁木齐时,听到周恩 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心情格外沉重。当时,全国对“文革”反感和对前途担忧的情绪一触即发,各地自发和有组织的吊唁活动都饱和着这种情绪。天安 门前的祭奠活动持续不断,直截了当表达对文 革和四人帮的不满,花圈挽联不断被收走。于是爆发了百万群众齐聚天安 门广场讨还被收走花圈挽联的“四 五事件”,遭遇武 装清场,并被定为反革 命事件。邓小 平被指责为四五事件的总后台,撤销一切职务,仅保留党籍。

紧接着,76日朱 德委员长逝世,1976728唐山大地震,99日毛泽 东主席逝世。可谓举国伤痛,乌云压城,积久病深,天怒人怨。局势危难,犹如斯蒂斯芬之剑悬于国人心头。分裂和动乱的可能,直刺人心。焦躁的情绪也在团部机关弥漫,每日晚饭后的时间,关系较好的人都聚在一起表达担心。也有人说,张春 桥为什么不能当总理,而是并不知名的华国锋?大家扭头而去,对极 左的思潮嗤之以鼻。直到传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大家才长长松一口气,与全国军民共享金秋十月的喜悦。不过,大家对华主 席能否领导这样一个大国实现现代化,心存疑虑,还是期盼有经验的邓小 平出来主政。

1976年4月,我们团由第二炮兵工程兵中国人民 解放军建筑第一七九团改建为基建工程兵第三五二团,隶属七机部兵办所辖的三十六支队。年底,我探亲完婚。

爱人是1974年夏探亲时同学杨进声、老乡刘祖碧二人介绍的,返回部队即报告组织股发了现役军 人未婚妻政治背景调查函。1975年探亲再见过面。结婚时我已年满28周岁,爱人将满24周岁,两人相加超过50岁,才得到批准。翌年秋,爱子元年出生。

1978年春爱人携子来湖南探亲。至长沙她便下车,不知道去隆回驻地还要转车到邵阳。长沙火车站一位中年女服务员看到爱人与子不知所措的窘相,不仅帮忙买好下午转乘的火车票,还带爱人和孩子到自己家下面条吃,下午再把母子俩送上车。我接到电报时正在新兵营训练新兵,赶紧电话请假,找车拖行李回团部,再乘公汽去邵阳,在火车站附近旅社登记一间房,接站后住宿等候第二天清晨开往隆回的公汽。在隆回汽车站等候转乘回团部时,因为爱人奔波缺奶,六个月的爱子饿得哇哇叫,候车室的一位母亲慷慨解衣给孩子喂奶。两位素不相识连且没留下姓名的女人,因为对我爱人孩子有恩,一直深住在我心间,成为我多少年来深信人间自有温馨在的理由。

部队改制以后,靠搞工程建设赚钱自养,交钱向军供部买粮食、装备。这对吃惯军费、只会修路打坑道的部队来说,是一项艰难的转变。团党委要求加大宣传教育和技术培训,适应新的历史要求。我和刘学武再度合作,进入写作的第二高峰。除完成党代会报告、连队教育方案、领导讲话等任务外,我们合作或单独撰写了大量稿件,在军报、中央人民广布电台、基建工程兵报发表,感染和鼓舞了全团官兵,政委亲自下命部队学习我们在军报发表的文章和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支队政治部和基建工程滨报社也知道三五二团有两个能写的干事,酝酿把我们调走。很快刘学武被调支队政治部组织科任干事,宣传科也准备调我去。团党委为留住人才,上报支队政治部提拔我为宣传股副股长。19795月我成为全团1969年兵中的第一个副营职。

这年秋,二营奉命进京担任七机部机关房屋的维修工程,政治处决定我参加政工组随主任宋汉峰进京。当时爱人和孩子正到湖南第二次探亲,接到命令,我与母子同乘火车启程,爱人和孩子在武昌站下车转乘回宜昌,我则直接进京报到。年底,全团部队进京,团部驻七机部院内,各营分住下属各院所。

1979年刘学武由支队组织科调基建工程兵报社任编辑,经李长瑞、刘学武介绍,报社两次发函借调我,都被团政委压下。基建工程兵政治部宣传部得知消息,协商政治部组织部破例直接发调令调我到宣传部宣传科任干事,也被政委压住。到19803月见我仍未报到,刘学武告诉我调令已下,孙政委即将上任三十六支队副支队长兼参谋长,可直接找政委谈谈。

我找到政委,说明我想去兵种机关工作,是为学习提高,机关大,老师多。政委说,我留你是想用你,我五十年代就任工程兵机关的正团职科长,好兵从基层出来,机关没什么意思。我说,您革命几十年,正团也快三十年,政委也当了十多年,不可能老当团政委。听说您马上去支队上任,我还是珍惜去上级机关工作的学习机会,您就同意吧。政委见说到这份上,好,我签,去了可得好好干,不要给咱们团丢脸。

42号,我便持介绍信到白石桥路42号兵种机关报道,开始了在宣传部宣传科负责团以下部队政治教育的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北京,政治上在1978年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酝酿着《关于建国以后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思想上经历着改革开放与封闭保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与全盘西 化、信心缺失与启蒙重建的激烈交锋,文化市场初步开放、一批经典名著重印上市。对于经历十年文化荒漠的许多人来说,是一个春风得意马蹄急、夜雨润物信有声的时代。

我一边工作,一边自修文学批评,买了大量文学、美学、哲学、心理学经典名著。并初涉书法、篆刻,为部队和地方报纸撰写文艺批评和思想杂谈稿件。这一时期的读书和练笔,为公文写作、业余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奠定了基础。工作也得到宣传部、直政处和政治部领导肯定,年年获嘉奖。

在兵种机关工作期间,爱人带孩子三次到京探亲,儿子背着手和兵种机关门前的哨兵站在一起,并洋洋自得地说我长大也当干事。有一次把屎拉倒裤子里,害得哨兵拉着孩子提着孩子的裤子上办公室找我。

1982年中 央决定裁 军,基建工 程兵大部分转为地方企业,一部分转为人民武 警;铁道兵转为铁道部所属的建筑公司。在部队转制之前,安排三批军队干部转业。我和报社编辑刘学武都决定第一批转业,得到批准。这年秋年,我到部队征求转业干部培训教育的意见,顺道回家联系自己的安置去向。归队后,我起草了基建工程兵首批转业干部教育方案,递交了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意愿表,等候湖北省安置办通知,同时继续承担部队转业干部培训教育的动态,完成向总政报告的起草。

11月底,接到三个月内回县委宣传部报到上班的通知,于是办理手续,打点并托运书籍行李,宣传教育科开欢送会并用买旧报纸的钱请我和全科同志一起吃涮羊肉,宣传部长刘子威设家宴为我践行。送刘学武先行回汉时,在列车开动的一刹那,我的眼泪止不住哗哗流聊出来。十四年的军营岁月就这样和自己诀别了,难忘的经历和成长不能不使人留念而伤感。


                    

中年磋磨

 

1892年的最一天,我到宜昌县委宣传部秘书科上班。秘书科三个人,科长孟干、秘书吴庆玉和我。1983年初,副部长郭大金交给我的第一个材料是起草宣传部长黄万胜的关于在全县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的讲话,我当时感冒,在爱人单位百纺公司的宿舍刚换尚未收拾,我便以在家赶材料的名义,白天收拾房子,晚上连夜赶材料。把材料交给郭部长审阅,他作了少许改动,说行,就交给了黄部长。黄部长讲话后,长说小元的材料写得不错啊。他两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中系高材生,没少写材料,而我的学历是高中,不免诧异。我说,可惜感冒了,白天不收房子坐不下来,赶得急了。黄部长惊奇地问,是说感冒和收房子写得还要好?我说是。在场的许多人哈哈大笑。他们第一次见黄部长表扬人材料写得好。

接着全县组织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部长决定抽我去材料组换科长孟干回来。组长张祯静是位老同志,时任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很不满意地说,怎么换个不熟悉情况的新手来?我没吭声。后来我跟黄部长说,张主任不满宣传部给她派一位刚转业的新手。黄部长说,不就是办简报写材料嘛,你放手干,别理她。张责任性很强。随着工作的进展,我对所有让我过目的稿件,包括张本人的,都认真修改,并仔细讲为什么要这样改。宣传简报多次得到生育宣传月领导小组组长、副县长高秉琔的表扬。她就乐得其成地放手让我干。政府办公主任彭明吉看了简报和为副县长高秉琔起草的讲话、工作总结,也高兴地告诉我,你写的材料不错。

下半年县委组织部任命我为宣传部秘书可副科长,负责文字工作。部里筹备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我负责部长的工作报告、县委书记胡开梓的讲话,老孟负责典型发言材料。1983年底抽调参加太平溪、邓村两个区领导班子的干部考核。日子过得平淡无奇。1984年“严打”,我随部长、县委书记下乡,负责部长和县委书记的讲话材料。那是稿子全是手写,有时写好来不及抄,领导也就照草稿讲,最担心字迹潦草领导认识,结果领导都认得,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

19844月,组织部动员36岁以下的干部进大学脱产学习,我也报了名。头一年部长不同意,说你刚回来,用不着去学习。这次汇报时,黄部长正打电话,可能没听清就说行。到集中复习时,他说我怎么不知道,我说是那天你打电话时同意的。他说,你不需要学习,马上准备提你当科长。我说,进大学我等了18年,你就给我这个机会吧。他才松口。高考时,我以四门课361分、总成绩第一名考进话是中文干部专修科。1984年丹桂飘香的季节走进桂子山。

进校后才知道,我虽然总分第一,因为把复习精力放在数学政治历史地理上,语文成绩并不突出。有同学就说,哈哈,别看他总分第一,语文成绩不高啊,出去的时候不会还是第一。老师也公开地说,你们这批干部主要是来混文凭的,可大学文凭不那么好混,你们非得努力不可。这话深深刺激了我,暗想毕业时非那个第一不可。但我不会死盯住考试,我懂得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知识结构,知道自己差什么不差什么。因此,在17门必考科目中,我主要是把已自学过的勾连贯通使之系统,同时以图书馆、学术讲座为第二课堂,恶补西方哲学、心理学、比较文学等文学批评专业必须的空缺,还参加中文系学生会组织的书法、写作等活动。

老师上课的时候,我坚持做笔记,重点学习老师治学的方法。复习的时候,老师指定的重点我读能被下,老师没指定、我以为是重点的,也经过认真准备,背的滚瓜烂熟,甚至选一个自己认为最有可能考的作文题写出3000字文章,然后背下来。写论文时,我在复述老师观点之后,总要另提出自己的观点,即便老师不满意也无法给低分,因为我的出新是在掌握了老师观点之后添加的内容,不是撇开老师的观点胡来。一次两个小时的开卷作文评析《牡丹亭》“游园惊梦”一节,我写了3000字的《青春的觉醒 内美的展示》,引用文学史上的人性觉醒、青春期苦闷、两性相悦中的心灵美等理论作为分析的依据。获得科任老师的大加赞扬,认为这种评析远远超过本科生,说明你们不是来混文凭的,是来获得真才实学的。

短短两年时间,我如饥似渴地恶补欠缺的知识,努力开阔眼界,厘清自己的知识结构,扩大专业领地,不仅毕业考试总分仍为全班第一,而且书法获得全校大学生书法竞赛二等奖,写作获得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奖。

本来三年的大专学习,压缩为两年。当时湖北全省县级单设政策研究室,县委书记高秉琔在县委常委讨论人员安排时,提议我任县委政研室副主任。报到后,政研室机构的编制文件文件尚未下达,人员暂由县委办代管。

等候宣布的一个多月里,县委办主任郭大金根据高书记意见,安排我与办公室秘书罗有成徒步下乡,调查农村多种经济经营状况与干部群众意见。罗有成从农业局调县委办不久,担心下乡无人带路,食宿难以安排。我说不难,到乡镇先找分管领导,出示证明,说明来意,提出介绍情况、确定调查单位的要求,乡镇一定会安排。

一个多月里,我们走访调查了四五个乡镇的几十个村组茶厂、柑橘场、林果场、药材场,深感多种经济分散承包到户后,经营状况远不如集体经营体制下的种管联产承包,只有组织起来,才能解决资金、技术、市场等问题,把一家一户办不到的事情办好。调查后整理出一万多字的调查报告,有综述分析、典型对比、效益对照,高书记听取汇报后,把来不及誊正的草稿要去,继续琢磨研究,逐步形成了像办工业企业一样开发权全县山地兴办农业企业,把多种经济培育成新型支柱产业的思路。

1987年《求是》杂志发表高秉琔署名的文章《大力开发荒山,兴办农业企业》。这年秋天,县委发布正式文件,召开工作会议,拉开全县大规模开发山地、兴办农业企业、促进多种经济产业化发展的序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力推进山地开发和矿产开发成为县委政研室调查研究、课题组织、经验总结、理论探讨的两大方向。为持续深化“双开发”,1989年秋在樟村坪镇召开全县“双开发”工作会议,并提出“村村三通(公路、电、广播)”和“边远山区进城办厂”两大配套措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思路和方向一直坚持到现在,为农村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和系统经验。

政研室宣布机构成立一个月之后,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赵宗荣出任政研室主任。满编时达到15人。初期赵主任主管全面,我分管调查研究、文稿起草、机关事务。增加易斌、刘建农、颜真梅三位副主任后,我协管全面,分管文稿起草和刊物编辑。

1987年秋,我提议创办县委县政府机关刊物《西陵通讯》,为全省县级第一家彩印内刊。最初由我兼任责任编辑,一边跟书记下乡,写报告,一边约稿、编辑、划班、版,送审、跑印刷厂,跑财政要经费。当时宜昌只有一家彩印厂,四封彩印,内页在宜昌日报社手工拣字铅印。一年四期,忙得不亦乐呼。后来才安排一名副科级政研员任责任编辑,我任执行主编。1993年10月担任了县委政研室主任才任主编。至1996年11月调任县劳动局长,实际主编刊物十年。该刊最大的贡献,是培养和影响了全县办公室系统的干部,提高了分析问题和执笔写作的能力。

在政研室的11年间,个人系统学习和充实了社会调查、决策咨询、区域经济发展、中观经济管理、城镇建设与管理等学科知识,熟悉了基层社会结构、一二三产业发展与布局规律、各行业管理基本规律,养成了关注新兴产业的习惯,为退修后业余从事创意策划尤其是项目策划奠定了基础。个人每年完成撰稿、编审、发表文字工作量,也是全室最高的。牵头完成了三届党代会报告、十年发展纲要,起草了若干县委重要文件和领导讲话、汇报材料和省、地重要会议典型发言材料。

加班加点熬通宵是家常便饭的事。记得效率最高的一次,是我和科长宋俊雄合作,一个星期完成7篇调研论文,两篇由国家级核心刊物发表,省、地委政研室各采用一篇,地区科协研讨会采用三篇。

11年间,独立或合作完成的《试论政研室主任领导能力的构成》《谈谈政研室情报信息的收集》《试论农村经济技术服务体系的建立》《试论乡镇企业精神的塑造》《农村科技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城镇建设的实用功能和审美意识》《通过算账对比搞好农村基本路线教育》《科学推进农村多种经营产业化发展》等文,在兰州大学、武汉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专业刊物和《乡镇企业报》全国乡镇企业思想工作研讨会、《科技日报》全国首届科技兴县研讨会、《南风窗》、《湖北宣传》、《湖北日报》发表和获奖。被省委、省政府采用的稿件,省、地委政研室采用和评奖的稿件,以领导名义发表的稿件,多得难以计数。


 

雪峰夕照

 

1996年深秋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县委书记李德炳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坐在对面,说,你政研室工作了这多年,县委打算把你的工作调整一下,提拔却有困难,市委田震亚明确答复过了45岁他也没办法,只能平调,你看到那个单位好。我想了一下,说文联、残联就可以。李书记说,那不行,县委今后还要人写材料啊。我又说,党校也行。他又说,那里七八个当过乡镇书记的副校长,不好搞,建议你不要去。李是华师中文干部专修科高我两届的同学,毕业后任地委政研室副主任、地委副秘书长,又任秭归县委副书记六年多,1994年才来宜昌县任书记。我知道他心中早有安排,不好再提要求,就说,你看我到哪个单位适合。他说,劳动局人不多,局长在那里工作时间太长,准备安排到政府办当主任,你去那里比较适合。单位不大,却很重要。你是搞政策研究的,去那里我们比较放心。我说,听从组织安排。他说,你同意,就提交明天的会讨论,通气的情况先不要说,等文件下了在交接。

星期一,县长陈华远代表县委和我正式谈话。他说,人都要老的,现在我代表县委安排你,你去那里还可以搞两届;不知道明天谁代表组织来安排我。劳动局不错,干部职工的素质比较高,单位基础比较好,去了和班子成员搞好团结,好好工作,有困难可以随时找我们。我说,感谢县委的安排,努力把工作做好,保证不捅漏子。

提拔不提拔的事情我早已看淡。虽然1987年被列入第三梯队,先后参加过地委党校中青班、中央党委整顿提高班、华中农业大学农业部县级农业干部班等多次后备培训,但我前面等待提拔的人一大排,轮到我早过了45岁。尽管县委曾经争取,年龄限制在那里摆着,我压根不指望。不过,想到人老了,组织在为自己找退休单位了,心里不免一阵酸楚。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一个媚眼一杯酒,来不及大笑一声,就到终点站了。这种心绪,同1995年秋送儿子上大学时一样,想到儿子长大了,大学毕业就完全独立了,今后只是赡养与被赡养的关系,心就一下子被掏空。送儿子进大学后就发高烧了,去省委政研室报参加到工作会议时,赶紧找医院拿药,吃了药躺在宾馆的房间里天晕地转。

一到劳动局,就赶上全国性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业下岗。安置失业下岗职工,保障职工待遇,协调尖锐激烈的矛盾,成为全局上下的主要工作。只是方方面面的思想认识冲突太大,企业没钱为职工缴纳拖欠的工资和社会保险,认为劳动局不给企业减负;职工认为劳动局跟企业和政府穿一条裤子,把他们逼上绝路;领导认为老动局管得宽,定的补偿标准高;企业主管部门认为劳动局收的社会保险金多、安置职工的补尝金少。有时不得不跟职工拍桌子,乱闹不能解决问题,不跟劳动局谈,围得领导不能办公,最终还是要过劳动局这一关;跟部门拍桌子,是你主管的企业要改制,不是劳动局要改制,不补齐拖欠工资和社会保险金改制就搞不成;甚至跟个别领导拍桌子,你说乡镇企业职工可以不交养老金,那么劳动局把已退休领取养老金的职工交给你,你看财政能不能给他们发养老金。

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劳动局长是个软蛋,政策上不能把关,不能坚持管辖内企业一个标准,企业和职工就会永无宁日“翻烧饼”,破产、改制就会搁浅。以至市劳动局在派人到县劳动督办工作时,领导特意交待要派老同志去,宜昌县的局长政策熟经验多又有主见,非得要同样有经验的人才谈得拢。

但我是出于公心,坚持原则,应用好国家政策,保持职工待遇政策的严谨性和连贯性,尽可能为职工争取利益。为此未少给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汇报。值得欣慰的是,当我把道理讲透之后,领导还是非常支持。比如,当时企业一困难,就找领导批条子要劳动局借保险金给他。我拿着领导的条子找到领导,问您觉得这笔钱借出去这个企业是不是就翻身了,再不会困难了?如果是,我不怕和领导一起犯错误,把钱借给他。如果不是,我建议不借。领导想一想,收回了条子。

有个主持企业改制的企业领导班子,也同职工一样,集体到劳动局闹待遇。我说,改制企业如不经国务院批准,不可能享受国务院规定的破产优惠政策。你们如果认为可以,就把国务院批文办下来。办不下来,就只能从两种办法中选一种:或者按严重困难企业裁员补偿办法,领取最多不超过10个月的补偿金和24个月的失业救济金,最多可以拿9000多元;或者自愿自谋职业安置,按实际工龄领取每年一个月的补偿金,最多可以拿近两万元,不享受失业金。一个厂只能选一个办法。你们想一想,班子成员一般有三十年以上工龄,可以拿一万八九。虽然少,可比第一种办法多一倍。想通了带头签字。这个厂老职工多,新职工少,领导一签字,老职工跟着签,少数新职工也闹不起劲了。

还有一个难题,是移民职工招工最长工龄五六年,按工龄每年一个月补偿,只有两三千元,显然不行。因而决定由企业将当初按每招工一人一万元的安置经费退还给本人,作自谋职业安置,比未招工就自谋职业的多2000元,不再领取每年一个月的补尝金。移民职工要求既领取补偿金有退还安置费,闹得不可开交。好在国家移民局的答复也是领取招工安置经费的不再领取每年一个月的补偿金,劳动局、移民局一起做工作,才形成惯例。

更艰难的是一年到头为劳动局人员经费和办公经费着急。面对电信局、供电局、自来水公司咄咄逼人的费用催缴单,一筹莫展。不满意也得筹钱,如果真停电断水,工作停摆,乱象会更加严重。当时的财政供给体制是局机关纳入财政预算,按人头经费与办公经费两项核准财政拨款预算额度,行政收费按省物价局标准减半收取并上交10%给财政,剩余的由财政按项目用途拨付;保险局按上年基金收缴额度的1.5%提取人员和事业费用;就业局按上年收缴失业金额度的1.5% 提取人员和事业费用,事业收费按省物价局标准减半收取,上交财政10%后按项目用途拨款。财政每年压缩行政和事业办公经费10%,行政和事业收费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逐年锐减,省市劳动局还收回了一批原下放给县级劳动部门办理的收费项目,县劳动局必须交钱才能办妥企业和职工要办的事项。三峡工程移民、县内正常征地农民培训就业安置工作经费因移民、土管经费压缩不再拨付。这样,财政拨付经费年年减少,行政和事业收费项目严重萎缩,而工作量越来越大,收费项目的办事成本越来越高,局级机关和就业局可用经费严重不足,社会养老保险局提取的经费虽然充足,财政允许开支的额度却很小,而且社会保险工作离不开局机关,但局机关的工作经费却不能从社会保险管理费中列支。最困难的年度,劳动局26人,财政全额绝算支出经费仅5558万元,人平2万多,是全县局级机关最低的。除去工资福利,水电、通讯、车辆、会议、差旅、办公、接待、修缮等微乎其微。区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周勇带队了解机关廉政情况后,在领导班子交心会上说,没想到劳动局这么清苦,领导班子成员是廉洁的,也没条件搞腐败。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你们要加强青年干部艰苦奋斗的教育,咬紧牙关,共度难关。我们回去也把情况向领导汇报,尽量为你们争取一些支持。县长曾宪荣也在全县劳动工作会上说,劳动局过去是人人羡慕的单位,现在由于改制和经济不景气,非常困难。但是,他们没有泄气,工作更加努力。大家要重视、支持、理解劳动工作,与劳动局配合,全面完成劳动工作任务。

在极度艰难的情况下,保社会稳定,促事业发展,一直是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的两大重点。保稳定的重点是依法维护职工权益,扩大社会保险,促进社会就业,缓和社会矛盾;促发展的重点是开辟服务领域,优化服务程序,改善服务条件,完善失业下岗职工安置政策、加大待遇落实、培训安置就业和扶持力度。一方面大力推进社会保险覆盖面,加强基金征收、管理、发放;参与企业改制,逐人落实职工待遇,协调社会矛盾,顺畅劳动和社会保障关系、职工档案结转;加大劳动力市场秩序管理、拓宽记就业渠道、组织剩余劳动力异地就业并跟踪服务、开展培训提高从业能力;另一方面,争取上级扶持,筹措资金新建了劳动就业学校、计算机培训中心,修建了离退休职工活动中心和就业培训中心。在我任职的五年中,尽管形势艰巨困难,全县劳动保障事业并未停滞不前,反而一直走在全省现实前列,县政府和劳动局年年受省市政府和劳动部门表彰。据说,我担任局长后的第四五年,到组织部报名要求安置到劳动局当局长的就有20多人。


 

暮年时光

 

2001年底,任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长后的第五个年,开始第二次行政机构改革。我已年满53岁,按照惯例,即使没有机构改革,也将退居二线,改任主任科员。但主任科员仍属在编人员,为减编减员,上面出台了提前退休政策,要求个人书面申请,经组织部批准,任职十年可高一级享受待遇,养老金按实到退休年龄提前计算发给。虽然提前近七年退休,离开工作岗位,放下具体的社会责任,在心理上无论如何是催人速老,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终归要走到这一步,多少几年少干几年其实没有多大差别,况且待遇还算不错,几乎符合条件的都选择了提前退休。2002年元月8日区委集中宣布批准提前退休人员名单,翌日我和新任局长柳文金办理交接,腾出办公室,永远回到了家中。

初回家中,的确不太适应。那时爱人下岗不满50岁,在就业局劳动力市场做临时工,每月工资300元加交通补足60元,还有不到两年退休。我除了买菜做饭,大部分时间看书上网。因为当时任区作协主席,区文联副主席杜鸿担心我在家窝出病来,区市文联有什么活动,尽可能通知我参加。后来他调任市文联秘书长,有笔会仍通知我参加。区直有些部门,重要材料上不去,也请我代刀。公文写作我虽然一直未丢,劳动局重要公文大半由我自己捉刀,办公室只负责常规短文。但我对公文并无兴趣,写过一些之后,便以各种理由推辞,转而接受企业策划。平日,主要精力放在业余写作上。不指望弄出多大阵候,但也不愿放弃爱好。十多年来,写的作品不少,小说、诗歌、散文、评论都有,发表的除小说有七八个之外,其余星星点点,多是约稿,主动投稿很少。几乎所有文章都贴上网,在网上与文友切磋交谈,不亦乐乎。直到2011年,实在没有什么回赠送书的朋友们,才下决心自费出版《现场批评》,并由杜鸿介绍,纳入市文联首批扶持项目,但也只印了500册,一本不买,全部赠送,网上朋友要,还得花邮寄费一本本寄出。好鞍配好好马,宝剑赠英雄,乐相知也,不在功名利禄。

2002年儿子硕士研究生毕业应聘就职华为公司,培训后去内蒙赤峰组建无线通讯网络,年底顺道回家。一家三口去看了分在松湖花园的房子,157平方米建筑面积,售价14.8万元。但老伴不肯入住,理由是孩子不在家,两个老人在那里,如果突然生病,找个帮忙的人都不方便。2003年初的春节之后,打听到离她父母和兄弟很近的黄金卡四组有一栋平房出售,我便到房管局打听松湖花园的房子可否出售,到建设局打听那里的房子买后可否拆除重建。得到肯定答复后,才找到卖主谈价签合同、付款办交接。过户与批建手续整整跑了一个多月,花费七八万元才办妥,其中各项费用优惠后还比3.3万元房款多得多。然后卖松湖花园的房子,以12.5万元一次付清、款到交钥匙、少收的5000元作优惠、18000元作过户费。成交后,自己做工程设计,起草施工合同、工程概算和施工方案,并请老同学、原建筑公司经理、城建局长杨进声帮助审核,他看了全部方案,说,可以,搞得很过细,比我们有的集体工程还详细。并请时任市政房屋开发公司副经理的二舅倌陈奉鸣带我与建筑队谈合同,土建部分包工包料,水电材料、大门、室内门、厨房厕所墙地面砖、室内装潢自己负责。开工前,我便住到岳父家里,就近监工。因我没搞过施工,二舅倌天天抽时间到工地查看指导。5月底开工,10底土建完工。

此时,老伴已办理退休,两人住进顶层,有用一个多月铺地板、做木工,未做涂料,就搬家在新屋过春节。这是一生为自己办的最大一件事。

连续为企业做了几个策划后,2003年底,多年相交的朋友美术家、高级注册策划师高新章找到我,问能不能写参加全国注册策划师年会策划文案。我说能啊,把为何志写的《香溪三峡帆船旅游基地项目建议书》改成全案,你与他联系,我撰稿,以我们三个人的名字上报。高说行,于是写成16000余字的《香溪:诗性之约  梦魂之旅——中国香溪水上风情游策划全案》,斗胆申报银奖,私下认为评个优秀奖就不错了,全国注册策划师年会高手如云啊。结果组委会通知报金奖,成为三个金奖文案之一。着实让我这个乡下人高兴了一阵子。

2003年底,房子峻工后,制作不锈钢窗的师傅陈松送我一只德牧杂交小狗,刚一个月,棕褐色脊毛,灰黄腹毛,乌嘴,身驾很漂亮。我给它取名乌狼,给它洗澡、喂食,带它溜街,教它讲卫生、上公路走边边。它聪明、听话。朋友的小狗来了坐椅子它不高兴,非要赶下来才不叫了。有时电话打的时间太长,它拉我裤脚要我快带我出去玩。三个多月后,成长非常漂亮的一个犬。老伴说狗要打虫才健康,却把善道莲给它吃多了,发生中毒。请兽医看了两次,放到柑橘林中精心调养。身体刚好,跑出玩时,不知被谁抱回家里,不吃不喝关了两天,在道路便找到它时,奄奄一息了,中毒症状再次发作。每次喂它总是泪眼汪汪地望着我,似有满腹委屈要说。最后半个月,行走已不方便,仍然要到外面大小便后才吃东西。不报它出去方便,它就不吃不喝。我用手捧稀饭喂了一个星期,没出现好转迹象,终于无奈地闭上眼睛。我的心意孝子空了,埋了以后,时常在电脑上看着它的照片发呆,几个月没换过劲来。

心情刚刚好一点,时间已到20046月,弟弟从老家打来电话,说父亲病倒。我当天赶回去,父亲已倒床三天。弟弟是医生,说父亲得的是高位肠梗阻,药吃了,肠管了,还是不通。父亲很痛苦,但神智清醒。可是80多岁的人送医院60来公里还有一段颠簸山路,经不起折腾了。来看父亲的一个亲戚跟我说,他父亲就是高位肠梗阻走的。80多的老人,结肠没有蠕动能力了,一旦发生高位肠梗阻,回生的可能性很小,大约能坚持两三天。我只好用气功助其通便,一两个小时下来,的确拉出一节屎来。父亲说松和多了,还吃了一点东西。但我知道,这不过是尽点心,通过气功状态下的灵魂交流,实施临终关照。母亲和我们六姊妹一直守在床前。

父亲开始昏睡,我不时为父亲把脉。到深夜,我发现父亲的脉象只有两支了。我对父亲说,我帮你擦个澡好不好。父亲清楚地说,好。弟妹们打来热水,我纠干毛巾,从上到下给父亲擦了一遍,然后扣好衣服,盖好被子,让他安静休息。凌晨五点,弟弟让我躺一会,有事喊我。大概七点,天已亮,弟弟喊我起来。我来到床前,见父亲呼吸急促,面色潮红,我喊他时,他回答的声音已浑浊不清。我同弟弟商量,赶紧请父亲还健在的两个兄弟来见一面。四爹和小爹赶来,父亲只能以余光望一下,没有任何激烈的反映,就平静地停止了呼吸。

我们赶紧把准备好的火盆端来,跪在床前烧落气纸。事前,我给弟妹们交待,在老人落气后的几个小时内,最好不要哭出声来,让老人家安安心心地走。所以,大家都强忍泪水,默默烧纸,磕头。然后紧张地安排后事,请老人会安排帮忙的人员,给亲戚送信,进城买东西。下午天下雨,一直下到第二天出柩的时候。冒雨上山,冒雨下葬,冒雨培坟。然后复山,头七,五七,百日,清明,周年,一路下来。埋了父亲,自己也像被埋了一样,大半年浸沉在伤痛和回忆之中,直到2005年初赶到深圳与老伴、儿子一家团聚过春节,才稍微缓解下来。

这年本拟应穷人郭发财之约去新疆写一本书的,因为父亲的丧事,没去。朋友高新张接手宣传部办的夷陵新闻网,请我当总编。我搞宣传出身,呆过报道组,熟悉全区情况,又多年关注网络发展,自学网络架构设计,便应约工作近半年。我管网络设计、宣传组织、编审发稿、协调前后台。工作虽然紧张,但编辑部、技术部年轻的朋友们好学上进,相处甚欢。春节放假,我买了腊月二十七的减价飞机票,去深圳过春节。

父亲去世后,母亲难以独自开伙,轮流随我和弟弟过,原喂一头100来斤的猪我买过来喂大,11月杀了年猪,老伴就去深圳了。儿子买了两居室的房子,去看管装璜。我去的时候腊肉已熏好,用行李箱背了四十八斤。儿子和老伴到机场来接,一家人会面分外激动。儿子的女友回家看父母了,一家三口第一次在外地过了一个静美的春节。我原定春节后初期返回,儿子老伴都劝我不必再打工了,一家人好好在一起过一年。儿子还说,一家人能在一起过一年少一年,你有什么必要挣那几个辛苦钱。于是就待了下来,再没到网站工作。

接着叙述十分艰难。所有快乐和痛苦的记忆,因为儿子的生病、去世而惨绝人寰。既有《我儿三十遭病殃》组文,这里暂且成为空白。这十年权当是撵秋的人卧病不起,毫无知觉的文字撑不起十年及其以后的悲痛。

眼下的这个秋天,因为多了一个闰九月,显得特别漫长。我没有心思去野外踏秋,也没回故乡寻访儿时的秋色。父母都走了,两座坟茔想两把锁死死地锁牢了故乡。弟弟和妹妹也不在老家居住。老屋空无一人,石墙土瓦在秋风中摇摇欲坠,不要多少年就会坍塌。我也已进入67岁,只有除夕前和清明节才回去给父母扫墓。平日除了每逢公历7日下午去公墓祭奠儿子、偶尔参加笔会和亲朋聚会,二分园地老伴不要我伸手,几十盆花木很少管理,大部分时间是:喝茶,临帖,学琴,上网写作,看电视。只是我的心一刻也没停止跋涉和流浪,在过去、在未来、在想象的天空、在时间和空间的源头独自飘荡。一个已经走进生命最后章节的老人,虽然没有老得什么都不能干,的确也没什么执意要干了。

踏着秋天的落叶散散步,心随云鹤上九霄,体味一切即将失去的无忧时光,安闲享受撵秋的最后路程,乐得清闲自在、庸常快乐,岂不正是退休之后生活的真谛所在?是在学书写作,是在探究天人,只是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充实日常生活而已,与心有皈依、奉献余热等等世俗评价风牛马不相及。“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是该如此来打造自己最后的生命乐章了。

2014-10-11完稿

 

微主简介

元辰,本名袁国新,宜昌人。作家,网络文学批评者,著有《悠悠人生》、《网上漫语》、《现场批评》,发表小说、散文、诗歌二百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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