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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漂30年|从漂流到保护,他们这样和长江结下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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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长漂30周年

华西都市报《宽窄巷》周末副刊重磅推出

“回望长漂30年”系列报道

为你寻访当年的长漂英雄

讲述当年“不蒸馒头争口气”的原始而伟大的壮举




冯春:

在有河流的地方“遍地开花”


讲述人:冯春(中国漂流探险运动开创者之一)

漂流经历:长江、雅鲁藏布江、科罗拉多大峡谷、玉树巴塘河、云南红河等


1986年的长漂,改变了很多队员的人生轨迹,冯春就是其中的典型。参与长漂之前,他在攀钢机修厂上班,每天对着机器加工齿轮,日子过得波澜不惊。他是最早加入长漂的队员之一,在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中担任舵手,从沱沱河上游的纳钦曲下水开始了6300公里的长漂征程。


30年前的长漂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职业、爱好乃至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他是玉树市政府漂流顾问,也是世界上漂流里程最长的人之一。除了长江之外,他的足迹遍布雅鲁藏布江、科罗拉多大峡谷、玉树巴塘河、云南红河,漂流里程超过1万公里。他是唯一一位因对中国漂流运动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而入选2008奥林匹克火炬接力的火炬手。


冯春1957年大年初一生于成都。这个有着崇尚自由、爱好冒险的人向记者口述了关于漂流的记忆。也许是对长漂记忆太深刻,每一个时间节点他都可以精确到年月日。



A

出发:前赴后继,向着长江


1975年之后,我进入攀钢机修厂,做加工齿轮的工人。我清楚地记得,1985年9月5日,我上白班,像往常一样吃完午饭揣着饭盒去收发室看报纸,四川日报一篇题为《长歌祭壮士》的文章让我热血沸腾。尧茂书为赶在美国人之前“首漂”长江,在金沙江通伽峡段不幸翻船遇难。一时间,“长漂”在全国掀起一股热潮,尧茂书前赴了,我要做后继者。


1986年元旦,我在攀枝花广电报上看到一则消息《万里长江又一漂》,上书“在四川省地理学会等单位的支持下”成立长江科考探险队,我一下子有了找到组织的感觉。当时从攀枝花去成都要乘坐312次列车,耗时16个小时,我前后7次往返成都去报名,在惴惴不安的情绪中几乎无心工作,甚至搓温度计装病以获取病假条。那段时间的日记,满纸尽是“不想干活”“不安”和感叹号。


借调手续繁冗复杂暂且不表,从事武术教练工作的母亲含泪写下同意书的次日,我就拿到了调令,真想痛哭一场。我在日记里写下“这天将改变我的命运”。


4月8日,,进行越野、射击、体能等方面的集训,在大渡河训练时,还请了在江河上的木材赶漂人做教练,传授在江上漂流的经验。


6月3日,我们一行46人乘坐空军“图154型”专机飞往拉萨。6月20日,13人小分队终于抵达海拔5400米的长江源头——姜古迪如冰川。两天之后,我们分乘“前卫号”“攀钢号”“青年号”三艘橡皮艇,从沱沱河上游的纳钦曲下水,开始了6300公里的长漂。11月25日,我们顺利抵达上海,用175天时间,一寸不落地完成了气壮山河的长江首漂。



1986年11月25日,科漂队胜利漂抵东海,图为冯春。

B

归来:载誉归来,还想漂黄河


长漂之后,我们载誉归来。长漂指挥部按照一天2.5元的标准发放补助,我一下子领了700多块钱,相当于两年的工资。不仅如此,回到攀技花,单位还给予放一年假、记一等功、涨一级工资等多项奖励,我也被调往工会工作。


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些没精打采,只要听说哪里有漂流,我就很想参加。“漂流”带给国人的兴奋还在继续。曾经有次采访,记者问长漂队员下一个目标是哪儿,队员回答“黄河”,一旁的小孩嚎啕大哭:“你们都漂完了,等我们长大漂什么!”听者为之动容。


1987年的一天,我无意在火车站听说当初的竞争对手“洛阳队”要去漂黄河,心驰神往。翻出其中一名队员写给我的信,按照通信地址找了过去。他痛陈利弊,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参加,我悻悻而归。后来听说洛阳队在黄漂的时候又死人了。此后12年,漂流热急剧降温,国内再无大型的漂流运动。


在工会工作了一年之后,攀钢成立了公安分局。或许是因为长漂激发了骨子里的那种冒险、崇尚英雄主义的精神,我无法接受生活的平淡,去了公安分局工作。每年的年休假,我不去人山人海的景区凑热闹,偏偏挑珠峰、长江源这样人烟稀少的地方探险,在目的地挥舞着攀钢的旗帜拍照。


长漂集训的时候,我被安排在排桨上掌舵。四川人一般喊舵手为“老大”,我当时只有20多岁,“老大”不敢当,被队员戏称“老幺”,于是“幺哥”的昵称逐渐传开。直到1998年漂流雅鲁藏布江时,我正儿八经地当上了副队长和教练,仍被队员亲切地称呼为“幺哥”。


C

雅漂:从一寸不落,到以人为本


1998年是漂流运动觉醒的一年,珠江漂流、长江源女子漂流、雅漂并驾齐驱,让国人重新享受这项运动带来的冒险与刺激。人们需要漂流运动。但是在雅漂的时候,我差点遭遇截肢。


雅鲁藏布江是中国最长的高原河流,号称世界天河,而大拐弯处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别说漂流,最艰难的地方根本没有路,在徒步穿越时,有时候我们行走了一天,直线距离不过1公里。


要穿越400多公里的征程,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徒步。有一次在江边洗脚,我一脚踩在竹桩上,右脚大拇指一阵钻心的疼痛。我坐在石头上,动手拔掉了几根小竹签,用江水冲洗之后又重新上路,沿江又走了18天,一个月后,,此刻,膝盖至脚背已经肿大发黑,医生在我右脚大拇指腐烂的肉里挖出一根2公分长的竹签,沉痛地“判决”,你这条腿可能保不住了,只能截肢。如果没有双腿,我还如何漂流?几经周折,我辗转回到成都,终于在川医(华西医院)治疗保住了伤腿。


我们小分队的8人沿江徒步,起初还雇佣了4个民工帮忙背粮食,就这样,其中8天还几乎断粮。有次路过一个村庄,我竟然一口气吃了2斤包谷米饭。环境艰苦,食不果腹,淌血的伤口随时可能让你患上破伤风、败血症,就在这样朝不保夕的境遇之中,我咬牙坚持到最后。


从长漂时候“一寸不落”,到雅漂“以人为本”,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进步。有一段对话耐人寻味,当我们漂至抗耐峡谷口的时候,,冲过去算了”,凭经验,我观察了险峻的地形后连忙制止“不行,一定要看一下”。有人在背地里嘲笑“幺哥怕死”,事实上,当我们用了近10个小时走完整个峡谷后,,峡谷全长16公里、落差144米。真悬啊!如果我们当时贸然冲进峡谷,后果必将是全军覆没。



1998年,冯春(左二)在雅鲁藏布江漂流。


D

赴美:18年之后,实现心愿


漂流的人九死一生,我也多次逢凶化吉。我2002年红河漂流时被汹涌激流打出漂流艇,当场休克,打了吗啡也止不住疼痛。医生诊断为颈椎移位,告诫我不能进行剧烈运动,否则将会瘫痪。我不信邪,自己在健身房做康复锻炼,竟完全恢复正常。


早在1986年美国人来漂长江的时候,我和队友赌气,扬言哪一天要去美国漂流。这话搁当年完全是天方夜谭,没想到在18年后,梦想照进了现实。


2004年,听说四川省科学探险协会要去美国漂流科罗拉多大峡谷,我几经周折办理了签证手续出国。7月13日,我们8个中国人外加1个美籍华人组队下水,漂流了15天,总里程370多公里。结束那天是7月27日,18年前的那天,长漂队友孔志毅驾驶着密封船在叶巴滩遇难,再也没有浮出水面。上岸之后,我跪在河边久久不起,默念孔志毅的名字:“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我替你漂到了美国。”


这趟美国之行令我大开眼界,老外不仅装备先进,漂流的理念也令人耳目一新。我们在国内使用木制的船舵,而美国人使用碳纤材料,轻便、耐磨、韧性好,我拿着爱不释手。而且美国人主张一天漂流不超过5个小时,既可以保存足够的体力应付险情,又能真正感受到大自然的秀丽与壮美。要知道在长漂的时候,我们为了争“首漂”荣誉,一天漂12个小时也是常有的事。


有人问,如果当年就采用这样的装备,我们为长漂缴纳的过路费是否可有“折扣”?我从来不去想如果,因为人生也没有那么多如果。何况当时的物质基础、科技水平,也不足以支撑起这样的假设。


我更愿意向前看,把这些漂流技术和经验教授给后人,不希望再有人重蹈覆辙。



2004年,冯春(左二戴白帽者)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漂流。


E

回望:肩负重任,停不下来


而后十几年,我像一朵蒲公英一样,在有河流的地方遍地开花,向更多年轻人推广漂流这项极富冒险精神的运动。


2005年受川大之邀,组建中国第一支大学生漂流队;次年,又去西藏林芝地区组建藏族漂流队,其中还有一支大学生女子漂流队;2010年得知国际漂流联合会的存在,原来漂流也像其他的运动一样有世界杯、锦标赛,于是立即回西藏着手申办漂流世界杯……


这样的漂泊和奔走,让更多人开始熟知、甚至喜欢上漂流。直到2014年元月,我在一家骨科医院邂逅了现任玉树市委书记,聊到漂流运动对提高城市影响力的作用。他伸出橄榄枝:“你能不能来玉树工作3年?”巴塘河穿城而过,是玉树的母亲河,落差、水流量都具备承办赛事的资质。其实早在2013年,我曾畅想在玉树巴塘河举办漂流比赛,于是当即立下“军令状”,用3年时间在玉树做成全国首个漂流世界杯赛。


在平均海拔3600米的高原工作,我时常整夜失眠,呼吸不畅,脑海里牵挂着河道和赛事。每年用一个月的时间清理河道,引进动力漂流艇作为救援,成立首个高原漂流培训基地——这就是我在玉树放的“三把火”。2016年4月9日,国际漂流联合会主席乔·威利·琼斯来玉树考察,在金沙江边,我向他讲述了30年前波澜壮阔的长漂故事。他啧啧称赞,连竖大拇指,原来他当年差点参与长漂。这场迟到了30年的会面,直接促成了2016年玉树漂流世界杯的顺利举办。


从美国漂流归来,我一直有个“挂桨”的念头,征服了几大江河峡谷之后,找不到目标和乐趣。而且这么多年的孤军奋战,肩负的责任太重,有时候也会觉得疲惫。到了我这个年龄,早已没有年轻时候的征服欲,只是把漂流当作一项运动,或者一种爱好,走到今天已经变成了事业,我已经停不下来。


杨欣:

融入长江是我30年前的宿命


讲述者:杨欣(长江源地保护者)

漂流经历:1986年参加虎跳峡漂流


1986年秋,全中国民众都在关注一个话题——长江漂流。


那一年,6300公里的长江上,有一群人揣着有限的工具和无限的热情,前赴后继地奔向滚滚流水,用生命搏一个“长江首漂”的荣誉。


热血奔涌的弄潮人中,时年23岁的电厂会计杨欣也被卷入长漂激流中。但,长漂最终是要走到终点的,大潮甫定,他的人生航向竟始终离不开那条大江的轨迹了。他漂流,他拍摄,他记录,他保护……他和长江结下不解之缘。


A

两次受邀后加入“科漂队”


“1985年,美国漂流探险家肯·沃伦来了中国,要在长江进行漂流。”在成都红牌楼某小区内的工作室接受记者采访时,杨欣这句话,拉开那场惊心动魄的长漂竞赛的回忆大幕。“美国人要“首漂”长江的消息,,尧茂书抢在肯·沃伦之前,自己下了水。但尧茂书不幸在漂流中遇难,但他的事迹轰动全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成立了。此时,23岁的杨欣还是四川省攀枝花电厂的一名会计。


杨欣出生于1963年。他从重庆工业大学毕业后,按部就班地进入电厂,从事会计工作。“我喜欢摄影。平时就背着相机到处走。”他把老家的祖屋卖了,花费120元买了一台相机,开始四处拍照,“周边的丽江、泸沽湖什么的,那时候还没有几个人知道,我就走遍了。其中就有虎跳峡。”


作为30年前鲜有的虎跳峡拍摄者,冥冥中,他已和长江漂流结下缘分。


“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就是后来我们常说的‘科漂队’,也叫‘四川队’。”杨欣说,“他们第一次找到我,说看到我拍的虎跳峡的照片,想邀请我加入。我拒绝了。”


虎跳峡位于云南香格里拉市虎跳峡镇境内,以“险”著称,是中国最深的峡谷之一。这条全长约16公里的峡谷,包括上、中、下虎跳峡,两岸山峰海拔超过5000米,中间江流宽仅30-60米,在峡内连续下跌7个陡坎,拉出208米的落差。


在加入“科漂队”之前,杨欣曾徒步到达虎跳峡,拍了大量照片,并深深为此地的险峻所惊叹。“我第一次拒绝他们,就是觉得,想漂过虎跳峡,完全不可能啊。”



金沙江段漂流途中,日雨乡下水第二天。


B

下水之前先签“生死状”


在向杨欣发出邀请的同时,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也面向全国展开招募活动,“最容易吓退人的,就是加入要先签‘生死状’。”


“生死状”,就是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的入队申请书。除了基础的个人信息填报,在这份申请书中,还要求申请人所在单位盖章同意、家属签字同意。“附加条款中写得很清楚,漂流有危险,加入即代表认可,出了事不找组织者麻烦。”他说。


严苛的条件挡住了很大一部分申请人,其中还有1986年三支队伍之一——“洛阳长江漂流队”的灵魂人物郎保洛。在被四川队婉拒后,心有不甘的郎保洛回到洛阳,自己另外拉起队伍,建立“洛阳队”。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洛阳队”与肯·沃伦的“中美联合队”、四川的“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分头并进。


,“长江漂流”成为当时年轻人最热切关注的话题。在“科漂队”第二次发出邀请后,杨欣“没能抵抗住诱惑”,有条件地答应了入队——只做后勤,不下水。


除了签字盖章,攀枝花电厂为杨欣保留了职位和待遇,敲锣打鼓送他上火车。军人出身的父亲也认为,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为他写下18页的“汉藏翻译书”。


这样,杨欣以一名会计的身份加入了“科漂队”。“我当时还是有投机的想法的。”出发时,这小伙子想的是顺路多拍点照片,“兴许还能拿几个奖。”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踏上的是一条惊险之路。



1986年长江漂流队奔赴长江源途经唐古拉山口。


C

密封船里漂过虎跳峡


除杨欣所在的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外,参与长江漂流的队伍还有郎保洛所在的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以及肯·沃伦的中美长江漂流探险队。身在队伍后勤部门,最初只想沾个光的杨欣,到后面已经无法抑制胸中鼓噪的热情。他最终成为漂流队员之一,直面自己认为“不可逾越”的虎跳峡。


16公里的虎跳峡,分布了21个特大级险滩。208米的落差中,每平方米冲下的水压达14吨。“站在虎跳峡边上,我觉得地都在震动。”由于常规排桨根本无法应对虎跳峡,漂流队最终决定采用密封船,杨欣说,正式下水前,他们把一只狗放进密封船投入江中做测试,“船收回来的时候,已经被巨浪打烂了。把狗捡起来的时候,狗身上连一根毛都没有了。”


然而无法后退。漂流队被分为三组,上中下虎跳峡各派2人乘坐一艘密封船进行冲刺。作为下虎跳峡的漂流队员,杨欣在踏上船的时候,心脏狂跳、手心湿透,“感觉不是在上船,是在进棺材。钻进去,盖上以后,我可能再也出不来了。”


但杨欣最终是幸运的,他活着出了舱门,只被虚惊了一次。虎跳峡漂流段最终被他“征服”了。1986年11月25日下午2点30分,“科漂队”的4艘橡皮艇,抵达上海横沙岛以东长江口江海交汇处。长江“首漂”终被中国人收入囊中。



长江第一弯石鼓。


D

从长江漂流到长江保护


参加了长江漂流的队员,在随后的人生中,或多或少被这段奇异的经历所影响。他们中,有的人逝去不再回来,有的人不愿再回归本来的生活轨迹。杨欣呢,他收拾包裹,回攀枝花电厂报到,重新做回会计。


工资涨了2级,一个月近80块。因兼任单位摄影师,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悠闲惬意的日子过了7年。7年后,杨欣的心重新痒了起来。“觉得这样的生活看得到头,继续待在这里,一辈子会走到哪里,都已经提前剧透了。”于是,杨欣决定停薪留职。起先,他一口气奔去深圳,靠着会计老本行,帮人打工奔生活,“也没想好到底要做什么,就是想走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


而长江,依然是他生命中的一个梦。夜夜萦回,不能或忘。1993年,杨欣组建“神奇长江源”电视摄制探险队进入青海。7年前,他想做随队摄影师,却最终下了水;7年后,他想拍电视片和画册,了却一个当初的梦想。


“我有责任为长江做点什么”


“结果回去一看,心里太难受了。”杨欣故地重游,发现曾经的冰川雪线大幅退后、原来成群的野生动物所剩无几、广袤的草场沙化严重…“怎么变成这样了呢?“我隐约觉得,我有责任和义务,为长江做点什么。”他说。


1994年前后,杨欣多次考察长江源地区,其间,他听闻了索南达杰为保护藏羚羊被盗猎者杀害的故事。“一个为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至死手里还握着枪的英雄改变了我。”杨欣说,“探险带我进入长江源,摄影帮我发现长江源的环境问题,而索南达杰的牺牲让我留在了长江源。”


回到西宁后,建立一个关注藏羚羊、关注可可西里的自然保护站的想法在杨欣心中生根发芽。


1995年初,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杨欣完成了一个五年计划,其中包括在可可西里建造一个以索南达杰名字命名的自然保护站。


从深圳到青海要批文,找经费,每一件事都要从零做起。“那时候没有手机,别人说让我回去等电话,我就两天不敢出宾馆一步,守着电话等消息。”



拿到批文,钱又成了大问题


半年后,青海的批文拿到了,钱又成了大问题。


“绞尽一切脑汁啊,后来七拐八绕,在一个朋友的帮忙下,见到了当时的深圳市长。”十分钟时间,杨欣就用严密的方案赢到了30万元资金,“钱不多,但对我来说,这笔钱太重要了。”


1996年,索南达杰保护站奠基。


在高海拔的冻土地带盖房子,本身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人动一下,就喘得不得了,头就像被钉子钉了一样。”杨欣说。


2003年,杨欣带领志愿者,花了三个月,对昆仑山口到唐古拉山口400公里的青藏公路两侧,和沿途居民点垃圾问题进行了全面调查,提出了将垃圾通过铁路剩余运力运至格尔木集中处理或就地处理的建议,此后又开创了“每人带走一袋垃圾”的项目,号召自驾进藏游客带走经消毒处理的垃圾。


写书所得投入长江保护


为了筹集资金,杨欣把自己的长漂经历写成书——《长江魂》,他将卖书所得全部投入长江保护事业里。2016年,杨欣又提出长江“一纵一横”计划,一纵是指建立青藏线8个垃圾回收站,解决青藏线的垃圾污染问题。一横则是从长江头到长江尾,建立12个长江环保主题邮局。“我做的一切都关于长江,之所以能在如此严酷的条件中坚持下来,是因为一件事做完又有另一件事要做,而这些事让我的生命有了意义。”杨欣说。


23岁的时候,杨欣只想做一个后勤,去拍几张长江的照片。33岁的时候,他再次回到长江,并从此投身和长江保护有关的事业。“我是长江漂流的幸存者。”对于这个从那场严酷竞争中幸存下来的男人来说,回馈长江、保护长江,将自己从此融入长江,几乎是从30年前就注定好的命运。”


刘建:

从长江源头 "漂"上珠峰


讲述人:华西都市报记者刘建

漂流经历:四次漂流长江源头


2003年5月22日,我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之后我完成世界七大洲最高峰攀登并徒步到达了南北极极点即探险界称之为7+2的大满贯。有不少人问起我的探险经历时我都会说,我是从长江源头登上了珠穆朗玛,是浩浩长江给了我底气,长漂精神一直在我的血管里奔涌。



A

千里单骑去追“星”


1986年“长漂”一词应该是最热的词汇,因为尧茂书在这个特殊年代往中华民族血液中注入了探险因子,全国人民群情激昂,尤其是年青人。


对于长江漂流,我的信息全部来源于《四川日报》。我也如千千万万中国人想的一样:中国人的母亲河一定要由中国人自己来漂。


从年初开始我就四处打听怎么报名,什么时候开始漂流,无奈那时我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工作,上半年,我只有关注的份,到6月长漂在长江源头下水的消息传来时,我再也坐不住了。


我与一位同学约好,等放暑假立即出发,我们计划是骑自行车到川藏交界的长江边追上长江漂流队。为此我咨询了有高原经验的转业干部,制定了当时自认为最完整的出行方案。可临近出发,那位同学因要准备出国突然放弃。这没有动摇我的决心。7月,暑假的第一天我就独自出发了。


我的装备,是一辆永久牌26圈的自行车,一件雨衣,一件羽绒服,,一个军用水壶,一点常用药,另外花了10元“重金”在中药店买了拇指大一截红参。当时我3个月的工资加起来才111元,因是暑假工资提前发放,出发那天我身上带了98元。8天后到达甘孜州巴塘县。这一路翻山越岭烈日冰雹,塌方与泥石流随时相伴,还有孤独与寂寞。


我到达巴塘第一件事,是到邮局了解长江漂流队的行踪。当时小小县城里,长江漂流队要到来的消息已经传了好久,但确切消息根本没有。我准备住一晚上补充物资,然后直接到几十公里外的竹巴笼金沙江大桥去等。次日,没想到好消息和坏消息几乎同时传来:好消息是长江漂流队马上到巴塘,坏消息是长江漂流队在金沙江上游翻船,7名队员下落不明,漂流可能要被叫停。


我风风火火赶到县政府,果然遇到了几名队员,他们个个胡子拉碴,穿着肮脏的队服表情凝重。我凑上去拉着一位看上去和蔼的队员问,你们是漂流队的吗?我可以加入吗?


他面无表情,没搭理我就转身离开。我又拉住一个比我黑的瘦高个子,先自我介绍,然后说我愿意与他们一起参与搜救。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问,你有装备吗?我说我有全套装备,自备有干粮,当过空降兵,只帮忙不添乱。


他说那好,我们要翻拉哇山,你去取装备,我们不等你,你要是追得上就一起,追不上自己负责返回。后来才知道他叫冯春,长江漂流的主漂队员,是这支救援队的头。


我住在县城外10里的茶树山果园,跑回去取装备,在返回县政府招待所存放了自行车。晚了队伍一个半小时,想着一旦追上就可以为长漂出力。心里激动啊。


海拔4000多米的拉哇山没有路,我循着前方不太清晰的脚印追了3个小时终于追上他们。他们在一棵野杏树下吃路餐,有队员把我叫过去,慷慨递上一瓶臭豆腐。我还记得牌子是巴口香。


队员有杨欣、沈大刚、许瑞祥、戴善奎、冯春,年龄最小的只有24岁。短暂的路餐后,队伍继续向山顶的拉哇乡进发。


高原7月的太阳太暴烈,大家走得非常吃力。冯春考虑到戴善奎是文人,要我和队友帮着他分担些重量,戴善奎执意不肯。我注意到穿着白背心的他,背带在肩上留下色彩分明的印痕,皮肤晒得通红,有的地方已掉皮,可他依然从容。我不免对他又多了分敬意。


当天黄昏我们到达拉哇乡,在村干部家打地铺,这夜我身上被虫子咬了一百多个疙瘩。



刘建曾四次漂流长江源头。


B

参与金沙江峡谷的营救


当我们下到峡谷到达金沙江边时我才知道,这里已经驻扎了几名队员,江的对面就是西藏。


两天来没有发现落水队员的踪迹,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河滩扎营,沿途搜索,并接应从江对岸搜索的队员过江。其中有个任务是轮班观察江面,发现有可疑漂浮物立即打捞。我们先后打捞出背包、防水袋等,有的里面还有笔记本、胶卷。


第三天,我在岩石上观察时发现大的漂浮物,捞上岸发现这是个残破的橡皮船,检查时突然有新发现,上面依稀有一行字。大家立刻紧张起来,一看,上面写着这条船是在上游叶巴滩下面发现的,没发现生存者,落款是个叫木呷的队员。原来是另一支搜索队在上游发现的,他们只发现了船,没有发现人,这算是往下游传递消息的漂浮物。

  

江边生活清苦,没有蔬菜,更没有肉,白天帐篷里酷热难耐根本没法呆,一切有机物上都趴满了苍蝇,坐着打个盹儿苍蝇都可能飞进鼻孔和耳朵。队员们每天用期待的目光紧盯江面,不放过一件漂浮物。每天吃压缩干粮果腹,想象着落水队员突然出现在江面的情景。


那时没有无线通信设备,冯春在山顶村子里负责联络,紧急信号是三声枪响。第四天,有老乡下山送来便条和给养,居然还有鸡蛋,而且每人一个。蛋上面有每个队员的名字和冯春亲笔写的祝词。给我的上面写的是“刘建健康快乐”。这么有意义的一枚鸡蛋敲了真可惜,不吃嘴和肚子又都不同意。后来我拿刀尖在蛋的一头开了个小孔把蛋液倒在烧水壶盖(没有锅)上,煎来吃了。鸡蛋壳儿灌上沙子用胶布封口,带回成都。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大家的心也一天天焦急。从山上传来的消息都算是小道消息,有说国家要下禁漂令,有说某某队员可能会偷船强行漂流。我从中也嗅到了些涣散的情绪。


一天,队员杨欣说他要往下游去踏勘拉哇滩的水情,为下一步漂流做准备。他戴着一副还剩半边镜片的近视眼镜,另一边用白胶布贴上还在上面画了个眼睛,既幽默还很酷。


杨欣问我愿不愿意同行,我收拾背包就跟他出发。


带路的是当地藏族干部,还携带了支半自动步枪。江边没路,一侧是悬崖峭壁,一侧是奔腾咆哮的金沙江,我们要不停地攀爬,在巨石上跳跃。


几小时后我们来到了拉哇滩,汹涌的江水卷起白浪,响声震耳欲聋。杨欣长时间注视江面默不出声。藏族干部生起篝火,从口袋里掏出白面大饼招呼我们吃,几天来饿坏了。这是我之前吃到的最好吃的大饼。


我问杨欣,这滩可以漂吗,他说很难,但肯定要漂的,这还不算最险的,虎跳峡才是考验。


天黑前我们才赶回营地,回去后发现营地有些躁动,原来江对岸有支队伍,是沿西藏方向搜索下来的漂流队员,一名队员已冒险横渡过来。第二天,我和戴善奎划船过河,接应其他队员。我们把船先尽量往上游拉,然后渡江。即使这样,就差几米快靠岸时还是差点被冲下水去。我用手抠住岩石稳住船,慢慢往上,对岸的队员也及时接应。我们得以平安靠岸。


两个往返,把对岸的队员全部接过来了。两岸队员汇合后没有会师的兴奋。当天,他们就翻上拉哇山前往巴塘。


综合两岸搜索的情报,大家都觉得,7名落水者生还希望渺茫。随后我们也接到指示全体撤回巴塘休整。


C

30年来,我一直在探险


这时有消息传来,、兰为可他们6名队员被找到且没有生命危险,坏消息是孔志毅遇难,成为1986年长江漂流第一位遇难者。


回到巴塘,不管漂与不漂,我都不能入队了,开学在即,得返回成都。行前,杨欣请我在汽车站旁小饭馆吃饭,不喝酒的他破例喝了一瓶啤酒,他说他一定会继续漂下去,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再见。我摸出那截推自行车上高尔寺山时啃过的红参说:放你身上,也许用得着。


30年来,我又先后四次漂流长江源头。其间的探险经历,涉足世界七大洲南北极。我也曾参加、组织、报道过多次山难救援,甚至抬遇难者遗体下山。


如今,身为四川省山地救援总队副队长的我,对待探险显得越发理性与科学。当人们在讨论30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长江漂流时,我总是说,请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思考而无需评判,长漂留给我勇敢且敢于冒险的精神,这种精神是跨越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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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记者 曾洁 刘建 杨雪

实习生 周卓灵童

部分图片由冯春提供

编辑 米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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