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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重温“两弹一星”精神

青海公安2018-05-15 16:09:01


青海最负盛名的草原金银滩,多少年来,这里曾因苍茫雄浑,浩瀚千里,而使世人醉心向往,却又望而生畏。

但在五十多年前,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坚强的人们在这里修筑了一座城,这座城注定将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它的名字叫原子城。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华儿女,在这里开始了他们壮丽的多彩人生。他们虽说着不同的方言,却有共同的心愿:“我愿舍家为国!”从此,他们把青春年华奉献在了这片土地上。

之后,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这里,中国第一颗氢弹被研制成功。从此,原子城被世界凝望。

走进原子城纪念馆,翻开那段历史,大到导弹、机械,小到一枚褪色的军功章,一份旧得发黄的规章制度,一件已经看不出颜色的军大衣……每一件图片和实物,震撼人心,因为它们铭刻着英雄儿女的事迹,体现着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

最让人难忘的,就是那些可亲可敬的为“两弹一星”研制成功作出贡献的人们:他们有的放弃国外优厚条件,义无反顾回到祖国;有的隐姓埋名数十年,默默在实验室辛勤工作;有的带领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夜以继日地运算测试,有的“献了青春献子孙”,一家几代扎根边疆……他们用无私言行诠释赤子之情,用智慧、青春和热血,铸就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为世人、为青海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时光流逝,光阴荏苒。这种精神财富在新青海建设实践中被弘扬、传承和践行,已经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的新青海精神。

回首青海的发展历程,青海人民在这种精神财富的引领下,焕发出了不竭的强大力量,保持着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付出,取得了一项又一项骄人成绩,攀上一座又一座新的高峰,所取得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

这种精神财富,为青海的民族团结进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幸福安康不断地提供着力量源泉。原子城,正是这种精神财富的来源。它宛如高原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屹立在青海大地,引领着青海人民不断前行,向新的精神高地进发,向新的事业高峰攀登。



原子城纪事

原子城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金银滩草原,总面积一千一百多平方公里。它是我国建设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老一辈科技工作者在这里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原子城建于1958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均诞生于此,故称为“原子城”。

1956年,中央政府决定建设核武器研制基地。

1957年,在全国选址。

1958年6月,毛泽东指出:“原子弹就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工夫完全可能”。

1958年7月,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批准了核武器工程选址报告选在青海海晏县金银滩。

1958年11月,代号为221的中国核武器工程正式启动,大批建设者和科研工作者舍家为国,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在金银滩草原。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87年,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作出撤销221厂的决定。

1993年,基地退役后整体移交青海省,成为世界上唯一主动退役的核武器研制基地。

1995年5月15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告221基地全面退役,原子城被确定为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并更名为西海镇。

1996年,青海省委、省政府批准221厂基地旧址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1年,原子城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5年,原子城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2007年4月3日,原子城纪念馆正式开工建设。

2009年5月26日举行原子城纪念馆开馆仪式,正式对外开放。

20世纪50年代,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扬言要用原子弹封锁中国。面对核讹诈、核威胁,如何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成为新中国决策者们的首要任务之一。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发展原子能问题,会议最后作出了从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的战略高度出发,发展核武器的战略决策。



历史的选择

1957年5月,一架飞机在金银滩草原上空低低飞过。听见轰鸣声的牧羊女,好奇地向空中张望。她并不知道,不久后这片草原的命运,将会因为这架飞机的到来而发生改变。

飞机上乘坐的是李觉、吴际霖、郭英会等多位二机部九局的领导和专家,他们正在为共和国选择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飞机在金银滩草原上盘旋了数圈后,掉头向东飞去。李觉透过舷窗,久久地注视着这片地形奇特的土地,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核武器研制是一项危险性大、放射性高、技术性强、要求严格保密的工作,通常这种研制工作都要在比较偏僻、安全的地点进行。因此中央决定在祖国的大西北建立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在此之前,李觉和二机部九院的领导和专家先后考察了甘肃、四川等地的许多高山丛林,但最终认为金银滩是最适合修建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地方。



金银滩神秘“消失”

李觉回到北京后,迅速将金银滩的地形情况汇报给了中共中央。1958年5月3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很快主持中央会议组织批准了他们的筹建报告,确定核武器研制基地为02工程,代号为XXZ或221厂,对外称青海矿区。金银滩从中国的地图上神秘地消失了。

1959年秋,金黄的金银滩草原上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因为国家建设的需要,世居金银滩草原的1700多户牧民需要搬迁。

谁愿意背井离乡,谁舍得别离熟悉的草原、帐房,和那一个个亲朋好友?

就在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海北藏族自治州第一任州长夏茸尕布出现在牧民中间。这位出生于海晏,德庆寺寺主第八世夏茸尕布罗藏龙柔旦巴加措活佛,在草原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作为活佛,他所管辖的部落和寺院,分布于青海尖扎、化隆、贵德、贵南、同德、刚察、海晏等地,在西藏、内蒙古和甘肃同样有许多信仰他的群众。

夏茸尕布的解释和劝说,极大地推动了搬迁工作的进行。他从这户牧民家走进那顶帐房,从这面山坳爬到那面山坡。风餐露宿,披星戴月;星星打量着身影,脚步丈量着历史。

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在三天之内,金银滩草原的1700多户牧民备鞍打马为共和国核工业事业,无偿地让出了世居之地。



万人大军建基地

1959年,中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在金银滩牧民的支持下,在青海人民的支持下拉开了基地建设的序幕。

1959年4月,李觉与九院副院长李信、徐步宽等率领103建筑公司与104安装公司一万多人,浩浩荡荡挺进金银滩,安营扎寨,开始抢建221基地。青海省委、省政府十分关心221基地的建设。

当时的青海省委书记杨植霖、省长王昭给予了很大支持,指定以薛克明副省长为首的专门领导小组,对场地移民、设备维修、地方性建材、公路修建、生活供应、治安保卫、保密等都做了妥善的安排。

除此之外,青海省还从河南支援青海建设的支边青年中挑选出两千多人,充实施工力量。中央军委黄克诚总参谋长调拨130辆当年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和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使用过的汽车,解决运输力量不足的困难。221厂的建设工作全面展开。

从河南来的支边青年,两千多名建筑工人、七千多名民工,在青海风雪弥漫的草原上一路开进,来到221厂基地建设的“战场”上,开始了221厂史上著名的万人大军建基地。

三千多米的海拔,对外地来的建设者别说盖楼,连呼吸、走路都不是一件能畅快做到的事。生活条件更是艰苦,没有水喝,大家就到草原上的水沟里用脸盆端,没有房子,大家就都住在四面透风的帐房里,没有电灯,就用各种小瓶子自己做煤油灯。

高原上恶劣的自然环境、运输条件的限制、生活条件的艰苦,都没有吓倒建设者。靠着一顿二三两的青稞面定量,建设者们手抬肩扛,用从西安运来的石头、水泥、沙子修公路、修铁路,用一年时间就建成了基地内部所有的公路,这些道路达到了当时“30年不用维修”的质量标准。



“两弹一星”精神铸就中国力量

1959年初,基地前期工作展开。冬春季的金银滩草原风雪弥漫,寒风凛冽,建设者们在漫漫风沙中搭起了三顶帐篷。故此,中国的核研制有“三顶帐篷起家”的说法。当时,不论职位高低,所有人一律穿戴着配发的棉帽、棉大衣、大头鞋,风餐露宿,建起了草原“干打垒”平房,地下窝棚,半地下室的宿舍,几十年如一日,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

1964年10月12日16时59分59秒,一个石破天惊的时刻。

当从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研制成功的原子弹,像一声惊雷,在荒漠罗布泊爆炸后,全世界都惊呆了中国人在创造奇迹!美苏两国的核垄断从此被打破,共和国国家安全得到了有力保障,亿万人民欢欣鼓舞。

历经数十载,“两弹一星”从构想变为现实,这一历程凝聚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科技工作者、工人、军人、干部等的心血,创造了震撼世人的壮丽篇章,谱写了热爱祖国,勇于担当,坚韧不拔,勇于创新的原子城精神,成为中国人为之骄傲的精神家园。

在221厂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无论科学巨匠还是普普通通的工人,他们安于沉默,甘居僻壤,用汗水、用青春、用心血乃至生命培育出累累硕果,绘就了光辉的篇章。 



有一种精神叫做奋斗

在221厂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无论科学巨匠还是普普通通的工人,他们安于沉默,甘居僻壤,用汗水、用青春、用心血乃至生命培育出累累硕果,绘就了光辉的篇章。

喝杯酱油汤,坚持工作一小时以上

我国的原子弹正式起步研制是1959年下半年,这个时期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副食品严重短缺,核武器研究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同样也忍饥挨饿、身体浮肿,但没有一个人灰心丧气、消极沉闷。为了制造我国的原子弹,大家都在拼命!

当时科研人员每天就餐后走出食堂都说还没吃饱,但一回到研究室立刻开展工作。两个多小时后,肚子提出抗议了,有的人拿酱油冲一杯汤,有的人用一勺黄色古巴糖,冲一杯糖水。还有的人拿出伊拉克蜜枣,含到嘴里,“加餐后”立刻又埋头科研工作,就这样坚持到下班。在这里大家曾经自我鼓励和互相鼓励:喝一杯酱油汤或糖水,应坚持工作一小时以上;吃一粒伊拉克蜜枣,应坚持工作一个半小时以上。

1962年3月,在基地建设期间,集中于北京攻克原子弹理论及设计的科研人员,先期抵达金银滩草原。随着基地的建成,从祖国各地抽调的科技骨干和各路大军怀着“革命于危难之中”的责任感,怀着以身报国的豪情满怀和斗志,放弃内地优越的生活条件,毫不犹豫地踏上西行的征途。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曾有一对新婚不久的夫妇分别接到调遣命令,部队严格的保密制度不允许他们互相传递信息,夫妇二人只是向对方说明要在近期前往某地执行任务,两人各自匆匆准备了行囊便踏上了征程。谁也没想到他们二人同时来到了221厂。抵达后限于严格的界限划分,两人从未在厂区内见过面,直到原子弹、氢弹都研制成功了,两人在生活区公共浴池前相遇,面面相觑,悲喜交加。



拔下白发留纪念

随着九局的组建,大批风华正茂的中青年科学家被调到这个研制原子弹的第一线。这些人里有“两弹元勋”邓稼先、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科学家们认为要让原子弹爆炸,首先必须摸清原子弹的内爆规律,并掌握爆轰试验技术,于是在北京古长城脚下的17号工地,九局搞起了爆轰试验。

爆轰试验队的生活和工作场所很艰苦,就是一座碉堡、几排简易营房和十几顶军用帐篷,爆轰试验的炸药是在军用帐篷中搅拌的。帐篷内的通风不好,雾气腾腾的炸药粉尘充斥了室内每一寸空间,古怪难闻的气味冲鼻而入,搅拌者还要快速地动着,这真是件苦差事,但越是苦差事,大家越争着去做。为了避免争执,大家索性轮流进去搅拌,领导这一试验的王淦昌自然也坚持要做这项工作。

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通过一次次的试验改进,爆轰试验成功进行,大家基本上掌握了内爆的规律和试验技术。随着核武器研制的深入,17号工地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需要换一个更大的试验基地。爆轰试验队离开17号工地的那天,55岁的王淦昌竟拔下几根白发,悄悄地放在古长城的石缝中,留作永久的纪念。这件事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深为感动。

做好这件事,死了也值得

1958年,邓稼先最早一批投入核武器研究,任九院理论部主任。

当他得知自己要前往核基地时,对妻子说了一番这样的话:“我要调动工作了,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我未来的工作,做好了这件事,我的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邓稼先也真的像自己说的那样,用自己毕生的精力践行了自己对国家许下的誓言。

在金银滩,基地建设紧锣密鼓地推进。在北京,邓稼先带领着孙清河、朱建士等十几名刚毕业的大学生,用手摇计算机和乌拉尔电子计算机做紧张的原子弹总体力学计算。他们一天三班倒,每人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共对原子弹内部物质运动的全过程进行了9次计算,不但为原子弹理论设计和力学计算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且纠正了苏联专家的一个较大的理论错误。经过艰辛的反复计算,1963年3月,他们提出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

与此同时,在王淦昌、陈能宽等科学家的领导下,研制原子弹的另一项重要基础性课题爆轰物理试验研究,也加紧进行。在临时搭起的工棚里,科学家们用普通铝锅熔化炸药,手工搅拌炸药,用马粪纸做成圆筒代替金属模具,终于浇铸出第一个炸药部件。在分别完成炸药浇铸件和点火装置的试验后,已经移师青海221基地的研究人员着手在爆轰试验厂进行两个部件组装在一起的缩小尺寸的聚合整体爆轰试验,以检测点火装置在炸药浇铸件内点燃的精确时刻。



生死关头用生命保护重要资料

1960年,中央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后,105位科学家组成了一支特殊的科研群体。郭永怀担任了九院的副院长,主管力学部分,并负责武器化的设计指导。

1963年,郭永怀同105位科学家一起进驻221基地,为了及时研究新情况,郭永怀频繁往来于北京和基地之间。1968年12月,他在基地发现一组非常重要的技术数据,为了工作进度,郭永怀便搭乘夜班飞机连夜赶回北京向中央领导汇报,可是飞机抵达北京机场的时候出现故障,不幸坠毁,当工作人员找到郭永怀的遗体时,发现他和通讯员紧紧抱在一起。当大家含着悲痛的泪水将两具烧焦的遗体分开后,才发现放着重要文件的公文包就夹在两人中间,而且保存得完好无损,在生命将尽的最后瞬间,他们用自己的身躯保护了对国家有重要价值的科研资料。

1964年10月15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的最后一个夜晚,李觉是在铁塔下度过的。那天晚上风很大,大风吹得钢丝绳当当直响。李觉不放心,就去铁塔下,看到油机的盖布怎么变样了,一块大帆布下面鼓鼓囊囊的,推也推不动。他一揭盖布,看到一个工人在底下。李觉问他怎么在这儿还不回去,名叫王振禄的这个老工人说:“我不能回去,明天是我的班。今天晚上油机万一出了事,明天我不能把产品送到塔上去,我这个责任可就大了。我不能去,得在这儿守着。”

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两弹一星”精神对青海有特别意义

“两弹一星”精神对于青海人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不但印证了“五个特别”的青藏高原精神传承由来已久,更激励着现代青海人热爱祖国,勇于担当。

“两弹一星”精神指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在极其艰难时期,面对着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和武力威胁、核讹诈之机,共产党人不畏艰难,果断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号召科学家研制核武器,研制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事迹。实际上,原子城作为“两弹”试验基地之一,虽然地理条件、气象环境较为恶劣,但参与原子城建设和科学实验的人们从来不怕艰苦,勇于牺牲。如果说,“两弹一星”的实质是为了表明中华民族顽强精神和不怕艰难、不怕困难的精神的话,这其实也印证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五个特别青藏高原精神,因此,“两弹一星”对青海人,尤其是青海的青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两弹一星”精神,仍然对现代社会、现代青年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我们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际,要实现中国梦,必须要有像“两弹一星”这样的精神来鼓舞大众。另外,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还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三大理论成果成为全体党员和干部的自觉行动,也需要有“两弹一星”这样的精神来铺垫。同时,“两弹一星”提倡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这样的精神更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



只要国家需要他们就不畏艰难

“两弹一星”向人们传递了一种信念:中国不比任何一个国家落后,中国可以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优秀的民族一道,比肩而立。而“两弹一星”的最独特之处在于:很多青海当地老百姓,他们当时也许不懂原子弹是什么,但听到国家需要,他们就不畏艰难,很多当时的参与者,习惯了隐姓埋名,默默无闻,这种精神,才是最强大、最动人、最朴素的民族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虽然产生于一个特定的时代,但对现代来说,是一笔重要的精神遗产,当时的原子城初创之时正临新中国成立初期,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再加上高原上恶劣的自然环境、运输条件的限制、生活条件的艰苦,使得基地创建面临困难重重的考验。就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下,一大批风华正茂的年轻人隐姓埋名,抱着爱国主义朴素情怀将智慧和生命挥洒在了青海,先后研制成功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并生产出多种型号的战略核武器这种爱国热情,这种希望国家富强的高尚情操,现在想来,都令人激动不已。“两弹一星”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是“信心”:中国人身上有着不屈不挠的骨气,敢于奋斗,敢于拼搏,中华民族身上有着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