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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专栏丨一只丢失的军用挎包

亲子天津2018-06-12 16:34:43


或许走过太多的时间,心已变得孤单。时光的暴雨太久,让人看不清等待。失而复得的那摞照片就像上帝的礼物,好似件雨衣融入了自己,过去要怎样的过去,未来要如何的到来。作者的旅途永远披着曾经的回忆带给他期待,温暖生命的旅途。


我当战士的时候,左肩右斜地背着军用挎包,无数次雄赳赳地行进在队列里。后来我们“兵当老了”,同辈中人都自以为土,独我有怀旧之心,返璞归真般地喜爱过它——曾经,学生用它装书本,工人用它装饭盒,或黄色或绿色,炫目而风骚一时。


我从部队转业入行档案馆,在天津文史圈外沉浸其中十年,因而产生新的思维视角,如果将我们亲历、亲见、亲闻的生活,不是以文学的方式,而是以讲史的方式记录下来,便为史记是也,这其实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于1998年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为第七届学员,后来也被称为首届战士学员。在我们的第一届学员当中,即有大名鼎鼎的莫言。我们那时仍然赓续老主任徐怀中先生所创“迎着八面来风”的教学传统,彼时京城宿耆新锐、作家学者如同过江之鲫,令我等从基层部队来的蓬蒿之辈大开眼界。


某日是以短篇小说而名世的作家刘庆邦来讲课,夺人二目的是他居然背着一只军挎!军装、军帽、军挎、军鞋,这些东西也曾全民流行,然而背在著名作家的肩上,仍然令人觉得新奇好玩。不仅我们惊诧,刘庆邦本人也对那只军挎很是得意,认为它方便而且时髦,是他随身之物,而且还告诉了我们它的来历,是名头更大的作家,时在二炮创作室的阎连科所赠。提到阎连科我们自然熟知,因为他也是我们的师兄,是为第三届的学员,军艺文学系名家频出,用阎连科的话说是“插根筷子都发芽”,但是成材率以第一和第三届为最高。



自从刘庆邦来之后,我就又给了自己背上军挎的一个理由,无论是着军装或是便装,在那个俊男靓女成群结队的校园里,我亦不以为意,自成风景,颇有些“旧帽遮颜过闹市”之慨。


2000年6月6日,莫言重回文学系讲课,那时候他来系里,已比其他作家引起的轰动还要大些,这并非仅因为他是我们学长的缘故。现在很多人以为莫言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才闻名天下,实则不然。当天我们的院政委都亲临教室听讲,这是任何一个作家学者都没有过的情形。


那天的讲座是在南阶梯教室进行,莫言迂讷谦和,虽不善言谈,然而语出惊人,大约也只讲了半个小时,随后要求以问答的形式漫谈授课,对答之间仍然精彩不已。此后我的记忆是这样的,课后大家纷纷围拢上前将莫言包围,我仅求签名并未合影,旋即独自先行离开人群而去。我那时年轻气傲,觉得与一面之交、一课之缘的大家凑近,没有太多意思,重要的是学问作品,而并非一帧合影。我亦不善与人交往,尤其是一些所谓的大人物,怕给人添麻烦。



那之后不久,我背着那只军挎去附近国家图书馆借书,竟然将其遗失在行李架上,待想起返身再找时,早已不翼而飞。军挎固然为我所喜,而最为重要的是里面装着莫言与同学们的一摞合影照片,照片就夹在一个笔记本里,还有莫言给我的签名。多年以来,我一直这么记着,为那只军挎的丢失而遗憾,耿耿于怀。


我当年的日记以春秋笔法记录了莫言讲课之况。近日翻看,足以修正记忆的失误。


前一天日记所载:“中午某老师来说事,讲明天莫言来讲课。”看来,莫言是临时抽出时间来给我们讲课的;当天日记所载:“莫言来讲课,讲得很好。我给他提了一个问题,关于他的写作习惯......”


我所记的写作习惯并不准确,具体说是写作产量,因为我听说莫言一上午能写一万字,颇为惊讶,所以提问的就是这个,希望能够得到证实。记得莫言当时没有觉得我的问题有多大价值。



我在翻阅日记的同时,竟然发现了莫言给我们授课当日的笔记,原来那个笔记本并未丢失,莫言潇洒遒劲的签名亦赫然在目,而且从来喜欢在本子上乱画的我,却对他所讲详细地做了记录。我记忆最深的是莫言告诉我们,作家首先要做一个文体家,许多有成就的作家也没有成为文体家,鲁迅、沈从文才算是,此话笔记上有明确记载。莫言还讲了很多真挚的话,如“想出名有两条,一个是厚颜无耻,一个是胆大包天”;“作家最宝贵的东西是想象力,没有开过飞机,没有要过饭,要想象,写出一篇又一篇虚伪的自传”;“等待运气,社会是不公平的”,如此云云,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出。现在来看,这些推心置腹的具有技术性又是醒世之言的话语,以当时我们的阅历其实是理解不到的。


莫言的签名失而复得,这颇令我快慰,而我极为简约的日记在后面还有一句:“我们和莫言合了影,请他签了名。”就是说,我是和莫言合了影的。我想自己当时之所以也勇敢上前合影,盖因他是我们的师兄学长而非外人之故吧。


证实了我和莫言曾经合过影,我才确信我所丢失的一摞照片并非只是别人的,也包括我自己的,现在我更加怀念那只军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