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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名人趣味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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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征婚广告


  蔡元培,字子民,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最著名的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党监察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既是清朝的进士,又是美国纽约大学名誉法学博士、法国里昂大学文学博士。

  他还是一位勇于改革的先驱,当蔡元培任中西学堂监督时,原配夫人王氏病逝,有许多人为他作媒续弦。蔡元培却公开提出了征婚条件,曰:一、不缠足,二、须识字:三、男死后,女可再嫁。四、男不娶妾;五、夫妇如不合可以离婚。他的五项征婚标准一宣布,在当时极为轰动。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伴侣,乃江西黄尔轩先生的掌上明珠黄小姐。婚后两人感情很好,可谓相敬如宾。两人结婚时,蔡元培主张不闹新房,只开了一个演讲会,真是别开生面

  蔡元培是位不苟言笑的学者,不过他在兴到之时,也十分风趣。有一年,他为小儿子做“汤饼会”,座中有位从海外刚归来的北大校友,笑着问他,“我出国的时候,曾经叨扰先生的喜酒,今天回来,又逢先生做汤饼会,可算口福不小。只是不明白,先生年事很高,却时有弄璋之喜,不知是何道理?”蔡元培满面春风,不慌不忙地答道:“这没有什么,无非是研究得法罢了。”此言一出,登时哄堂大笑。

 

段祺瑞的围棋癖


    段祺瑞是北洋军阀之一,他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曾组织过责任内阁。

  段氏最大的爱好是下围棋,是一个围棋迷。每天一起床,就要人来陪他下棋,一年四季,从不间断。因此,当时国中有名的棋手如顾冰如、刘棣槐、王凤岚等,都成了段氏的围棋顾问,经常不离左右。

  然而,段祺瑞的棋术并不高明。虽然日本人曾给他授予“名誉七段”的称号,实际上他的技术最多只能算初段。他年岁高,官又当得大,好胜心更强,因此,跟他下围棋便只能输,不能赢,但又不能输得太多。输多了,他又会怀疑,疑心是故意让给他的,这无异于给他一种严重的侮辱。所以,凡是被段祺瑞邀去对奕的人,便如哑巴吃黄连一般难过,必须预先把全盘计划好,结果只能输给他一两个子,这样才会使段氏觉得愉快。

  段祺瑞与人对奕总是获胜,又荣获国际名誉七段,便自以为国中无故手了而洋洋得意。偏偏他的儿子不肯服输,每逢父子对奕,总是儿子把老子杀得一败涂地,气得段祺瑞直骂:“你什么都不会,只会下棋!”他的儿子却不顾忌地说:“我棋也不会下,不过别人肯让你,我不肯让你罢了!”段祺瑞气得面红耳赤,举手要打,而且仍不罢休,非要再下不可,直到转败为胜才肯放手。很显然,老子之所以能最后取胜,是因为儿子想尽快摆脱纠缠,只得虚幌一枪了事,以便溜之大吉。



段祺瑞临老忆旧情


    段祺瑞幼年,在一位许老师的学塾里读书,师生共同进餐,主持伙食的是许小姐。

  有一次,段棋瑞在吃饭时,忽然发现自己碗里多了一块鸭肉。这肉从何而来?他以为准是给老师吃的,只是师姐弄错了,但又不敢问。后来常常碗中有块好吃的,他实在忍不住了,便趁着添饭时偷偷地跑到厨房去问,帘子里却传出话来:“你尽管吃你的好了,问他干吗?傻子!”这时,他才明白,乃是红粉多情,但限于当时礼法,也不敢多话,便走开了。

  以后,段棋瑞投笔从戎,跟着袁世凯走南闯北,后来竟高官厚禄。但这件事始终记在脑子里,几十年中,婆娑春梦,难以忘怀。临老时忆起旧情,便托合肥的同乡去问许小姐的安,等找到当年的许小姐时,她已是一位白发佝偻的老太太了。

  段派人把“许小姐”接到上海,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会面了,许叫他“段大人”,段叫她“许师姐”,两位老人叙叙旧情,均觉岁月已逝,不胜感慨。不几天,许老太太要回合肥,段祺瑞送给她500块大洋,算是了却一桩心事。



章太炎的怪癖


   章太炎,字炳麟,自号圣人,别号疯子,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革命家、国学大师。他为人狂傲、迂腐,好骂人,生平有许多趣闻轶事,也有不少的怪癖。

  他有一个人人皆知的怪癖,即三个月不洗澡。鼻子患有鼻炎,终年流着浓鼻涕。说话时鼻音很重,满口的余杭土话方言,且吐词不清,别人听了不知所云。他的手指甲喜欢留得长长的,其中黑迹斑斑,他一点不觉得难受。他还有一个爱好,喜欢吃有臭味的东西,其中臭豆腐是一日三餐不可或缺的常菜,别人闻都不敢闻,他却甘之如饴。他也不喜欢换洗衣服,衣服上经常有虱子。他的夫人在章太炎出外旅游、讲学时,嘱咐随从随时为他换洗衣服,他常常因此与随从吵架,认为这是干涉他的个人自由。但随从也不示弱,常常采用强迫手段,令章太炎换下衣服。

  章太炎喜欢吸烟,但他不象别人那样把烟头放进嘴里,而是把一只烟的大半含入口中。有时候边吸边谈话,谈兴所至,烟烧到了嘴唇,疼得以手拍口,喷出余火,似乎表演魔术一般。有时烟头偶然落到裤上,烧穿裤子直的其腿,痛得他大叫,骂“鬼烟”不已。但那条开了天窗的裤子,他仍然穿在身上。

  他以好骂人著称,常批评孙中山。但是他在骂孙中山时,别人只能听,不敢答,更不能附和,如果有人附和说骂得好,他马上给那人一耳光。说道:“你是什么东西?总理(孙中山)是中国第一等的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之?”

  章太炎晚年时,因身体不好,精神亦不佳,他写信给朋友蒋观云说:“我已潦倒数十年,依然无恙,天公盖欲多留一人讲话耳。”蒋回信说:“非天公多留一人讲话,乃多留一人吃饭耳。”章太炎阅后,拍案叫绝。


 

章太炎征婚和嫁女


   现在,公开征婚,人们习以为常,但在本世纪初,许多人反对这样做。

  章太炎先生就因为在《顺天时报》刊登“征婚告白”而被人讥笑为“章疯子”,婚姻因此耽搁了十年。

  1902年,章太炎的原配夫人王氏病逝,当时他三十四岁,正在上海与保皇派首领康有为论战,热情歌颂革命。他在婚姻上也坚决反对封建包办。他的“征婚告白”中提出五条标准:女方是鄂籍(湖北人);大家闺秀,性情开化;要通文墨,精诗赋;双方平等,互相尊重;夫死可嫁,亦可离婚。这五条标准,尤其是最后一条,引来许多人的嘲笑。名门闺秀,都望而却步。直到十年后才经友人介绍,结识了汤国黎女士,与之成婚。汤女士是湖北人,其他条件,也合“征婚标准”,他们的婚姻是美满的。

  章太炎先生有三位“千金”,由于他是国学大师,识字很多,就替三人取名为“章”、“章”、“章”,三个千金长大成人,貌美多才,却无人上门说媒求婚。问题出在三个怪字上,谁也不敢高攀。章夫人为此经常在老头子耳边聒噪。太炎先生后来也悟出了此中原因。于是,他叫夫人在家里摆了几桌宴席,邀请亲朋故旧做客。席上,太炎先生向客人讲解那三个怪字。他说:“”读“掌”,是“展”的古写;””读“力”,是“窗格子”的意思;“”读“几”,是“众口”的意思,并不古怪。后来,章家三位小姐都嫁得了如意郎君。



章太炎和胡适的一次“误会”


    章太炎是国学大师,胡适是新文化运动主将。有一次,胡适把自己的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送给章太炎,上书“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因这本书是中国第一部使用新式标点的书,且在“凡例”中专门介绍了新式标点符号,所以胡适学以致用,在太炎和胡适两个名字右边,各加了一条黑线,表示是人名符号。

  不料,章太炎却搞不清是什么意思,当他看到自己名字旁边竟然多了一条黑线,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敢在我名上胡抹乱画!成何体统!”后来,当他看到在胡适两个字右边,也有一道黑线,才消气说:“他的名字旁边,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吧!”


章太炎恶嘲伍廷芳


   章太炎对伍廷芳素有恶感,他们虽然都是中华民国的功臣,却一直谈不到一块。

  后来,伍廷芳去世了,其子伍朝枢奔丧,特去上海拜访亲友,自然拜访了长辈章太炎。伍朝枢跟章太炎谈起,伍廷芳的病情乃因为“总理蒙难之日,奔走港粤各处,夙夜焦劳,以致积病,且旬日之内,须发白了许多。”章却笑道:“一夜发白过昭关,此君家之故例也。”接着又谈到准备火葬,伍说:“先君遗命非所敢违,此事在欧美固甚平常,在我国则属创见。”章太炎又笑着说:“吾国古已有之,武大郎火葬也。”弄得伍朝枢哭笑不得。

  第二天,章太炎送来一副悼念伍廷芳的挽联,更是令人哭笑不得,联曰:一夜白发目,难自东皋公定计;片时留骨殖,不用西门庆花钱。

  时人闻之,均觉章太炎记恨也太深了。

 

章太炎好为人治病


    章太炎因为看过几大箱中医书,便自认为医术高明,所以很爱替人医病,但因医生看病是重临床经验的,故章太炎说得头头是道,实际上根本治不了病,他却洋洋自得。

  朋友如果到他家去,偶尔说起患牙痛或发胃病等,他立刻便要替人诊视,开好药方,并且逼着人家照方服药。但他用起药来,动不动就是一两八钱,因此谁也不敢吃他的药。

  他到了中年,白诩医术更高了,孩子生了病,他也不肯去请医生,一定要自己看。他夫人知道他的脾气,只有让他看,让他开方子,等他背了身,再偷偷另请医生来开方子抓药。如他问起,就告诉他是吃他开的方子。隔了几天,孩子的病好了,他就向人说,他的孩子吃他开的药,病就好了,而且是他一副药治好的,言下之意,颇为自得。

  他的朋友被他开过药方的,第二次见到他时,也都说是吃了他的方子才治好的。章太炎很高兴,逢人便说,他治病如何灵验,某某的病经他开一方子便药到病除,听的人明知是空的,也只唯唯诺诺而已。

  可怜这位国学大师,竟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医大师呢!



于右任大难不死


     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著名的书画家,他为人耿直、品格高尚,又不失风趣幽默。他在四川的一次车祸中大难不死,被引为笑谈。

  1941年冬,时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部长的于右任赴西北视察后回到了四川,从成都乘汽车返回重庆。当年成渝公路路面很窄,道路崎岖,于右任乘坐的汽车在经过一座山头时,下坡速度太快,汽车不小心冲出了公路,跌入了路旁的悬崖。只见汽车在空中打了几个滚,最后才掉进了崖旁的一块田里,竟然还是四轮着地。周围的人闻讯,急忙赶去相救。他们起初都以为从这么高的悬崖上掉下来,车中的人必死无疑。待他们打开车门一看,才发现车上的乘客不仅一个没死,而且全都安然无恙。车上的人只不过受了一场惊吓,有几位带了点轻伤而已。这次事故有惊无险,于右任身上只有几处小小的擦伤,真可谓“大难不死”。

  于右任被送到重庆后,当局考虑到他年纪太大,为防万一,特送他到医院去居住一段时间,以便治疗、观察。于却颇不高兴,因为他认为自己身体无事,而当时正值抗战,等着他处理的公事太多,再说,他也实在受不了医院的这般寂寞。

  一天,蒋介石派秘书来医院慰问于右任。他正躺在床上看书,见进来的人是蒋介石的秘书,没好气地将书一扔,双眼一闭,假装睡着了。这位秘书微微一笑,蹑足来到于右任病床前,轻声问道:“院长,您的身体好些了吗?委座特地派我前来看看院长,您老受惊了。”

  于右任的双眼睁开了,看了下秘书,没有说话,随即又把眼睛闭上了。

  秘书继续微笑着问:“院长,听说您的汽车从山上掉下来时,在空中翻了好几个跟斗,当时您的感觉如何?车子一翻时您老的感觉怎样?”

  于右任仍然闭着眼,没有说话。

  “二翻的时候又如何?”秘书仍笑着问。

  于右任仍旧闭目,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三翻呢,又如何?”秘书似乎尚无止境。

  只见于右任突然睁开双眼,瞪得溜圆,一把掀开被子,猛地坐了起来,大声嚷道:“三番(翻)我就和(活)了!”

  由此看来,于右任先生还颇善打麻将呢!



吴稚晖的《斗室铭》


    抗日战争期间,吴稚晖避居四川重庆,住在上清寺街一个小铺子的阁楼上,身无长物,唯有自书的“斗室”一匾悬于门口。他为此撰写了一篇《斗室铭》,以仿效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斗室铭》曰:山不在高,有草即青;水不在洁,有矾即澄。斯是斗室,无庸法馨。谈笑或鸿儒,往来亦白丁;可以弹对牛之琴,可以背鬁鬁之经。耸臀草际白,粪味夜来腾。电台发癞团之叫,茶客摆龙门之阵;西堆交通煤,东倾扫荡盆。国父云,阿斗之一,实中华民国之大国民。

 

陆征祥娶大22岁的女人为妻


    陆征祥是北洋军阀时代有名的外交官,上海人。父亲是上海耶稣教的传教士,因此幼年即入外国语学校,英、法文学得很好。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在历任总统期间出任外交部长。他曾以签订卖国条约《二十一条》而臭名昭著。但关于他的私生活及晚景,人们知之甚少。陆征祥的夫人是一位比他大22岁的比利时人,陆氏一生受地影响很深。她去世后,陆征祥就去比利时作了洋教士。

  陆征祥的夫人叫博斐培德,比利时人,其父与祖父均为比利时的将官。

  陆征祥在比利时留学时,认识了博斐培德,并深深地爱上了她。尽管她比他大22岁,陆的亲友与顶头上司都极力反对,他们俩还是在俄国结了婚。由于培德年纪比陆征祥要大,又出身于名门世家,家教好,举止大方,交际活泼,因此,她很快在俄国外交界成为名人,在俄宫成为贵宾。这又使陆不得不佩服敬爱。袁世凯当大总统期间,曾任命她为总统府礼官处女礼官长,负责招待各国使节夫人。因为她熟悉国际礼节,兼通中、英、法、俄、比等国语言,所以工作相当称职,颇获各国使节夫人的赞颂。后来,她因不满陆征祥受袁世凯胁迫签订的《二十一条》,而侮于国人,故不得不辞职,这也可以看出她的节操,高出其夫。

  1933年,培德在巴黎患上重病,弥留之际,写下了一封遗嘱给陆征祥,感人极深。信中说:“子欣,我的病大概没有希望了。亲爱的,你平生一切都对得住我,只是一件我认为最不光彩(即签订《二十一条》)。你这件事不仅对不起我,也对不起你的国家,并且对不起上帝。我死之后,你最好赶快到比利时从前我读书的学院的教堂里去服务,也许能得到上帝的赦免,还可望到天国去。永别了,子欣!你的培德。”

  陆征祥看完这篇遗嘱后,痛哭流涕,悲痛欲绝,绝食三天之后,便赴比利时的修道院作教士去了。从此不问政治,一心修行,后来当上该修道院的院长,直至1949年去世,未出修道院一步。

 

顾维钧沾了太太们的光


    顾维钧,字少川,江苏嘉定人,中国现代最著名的职业外交家。他是创立联合国的元老之一,声名卓著,曾被法国总理克雷蒙梭称为“中国的小猫”。顾维钧在国际上出名,是因为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他代表中国外交团,驳斥日本所谓接收德国在华权益,要将山东权益交予日本的无理主张。他是在来不及作准备的情况下登台演讲的,他指出:山东乃孔孟诞生之圣地,其对于中华民族,有如耶路撒冷之于犹太民族,如与会诸君以为耶路撒冷交给异教,将不能谋中东和平,则山东权益交予日本,也不能谋远东的和平。顾维钧的演讲简明机智,全场为之动容,英国首相路易?乔治首先鼓掌,美国总统威尔逊趋前与他握手道贺,法国总理克雷蒙梭和他拥抱,而日本代表则狼狈不堪。从此以后,顾维钧在国际上的声誉更加显赫。

  许多人都因为太太不好而搞得事业失败,甚至身败名裂,顾维钧却沾了太太们的光,他靠此起家,以致飞黄腾达。

  他的第一任名义上的太太是上海名医张聋澎的女儿张小姐,他留学的学费全是张家提供的,张家是他智力投资的经济支柱。学成归国后,顾维钧就直往张家,想见见未婚妻,但其时风气未开,张小姐又害羞,竟坚不会面,使得顾失望而归。

  恰在这时,国务总理唐绍仪的女儿唐小姐对顾维钧一见钟情,向他发起了进攻。从此之后,顾、唐二人形影不离,顾维钧升官,真如火箭般的速度,这自然得力于唐小姐。这一来,自然引起了张、唐二位小姐的争斗,而顾维钩却来个坐山观虎斗。结果,唐小姐以自杀与去八大胡同作妓女为要挟,迫使其老爹唐绍仪出面,使顾与张家退婚,唐小姐成为顾维钧的第二任太太,也是正式的第一位夫人。而可怜的张小姐受不了这一打击,万念俱灰,长斋礼佛,在陆家观音堂削发为尼。

  顾、唐结婚后,顾维钩马上被提拔为驻英公使,到达伦敦后,顾夫人出尽了风头,可惜好景不长,不久便病逝了。而顾维钧此时在外交界为风云人物,在花丛中为风流人物,不久便认识了一位华侨巨富的女儿黄小姐。黄小姐也对顾氏展开了强大的进攻,以迫不及待的心情对顾说:“我的金钱力量,可以保证助你更成功,让我们合作吧!”于是,黄小姐成为顾维钧的第三任太太,也是最后一位太太。

  果然,顾维钧凭借岳父大人的财富,在官场上青云直上,稳而不倒。他准备组阁时,有人问章士钊:“顾少川要组阁能成功吗?”章士钊痛快地说:“以顾夫人的多金,想当国务总理,岂非易事!”不久,他果然组阁成功。因此,有人说,顾维钧的成功,除了他的非凡才能外,得内助之功,更是重要的因素,他是沾了夫人们的光而飞黄腾达的。

 

顾维钧好吃臭菜


    顾维钧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职业外交家,他先留学后出使国外,晚年又定居美国,但他的生活习惯有许多仍是中国式的。最奇特的是,他最喜欢吃他家乡产的有臭味的卤菜与酱菜,如臭豆腐、臭黄瓜、腐乳、臭虾酱等,都每餐不忘。

  顾维钧任驻法公使时,深怕到了巴黎没有臭豆腐吃,因此在所带的行李中携有不少的坛坛罐罐,内中装着各类臭味菜。到了码头,这批臭货不幸被海关检查员发现,一时惊惶失措,纷纷戴起防疫口罩,如大祸之将至。顾维钧一看大事不好,于是从容上前,施展其辩才,竭力消除法国佬的误会。他把臭豆腐等臭货的妙用力加渲染,说得天花乱坠,并说臭货实有防疫之功,面对着“防疫品”而带上防疫口罩,诚属滑稽云云。法国人张口结舌,无可置辩,再三道歉而退,“臭货”遂被堂而皇之地运进中国大使馆。

 

“三不来教授”黄侃


     黄侃在中山大学任教时,被称为“三不来教授”,即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所以上课经常缺席,以致于许多学生与员工不认识他。某一学期学校作出新规定,任何人入校,都要佩学校校徽。

  这一天,黄侃入校授课,门警因他无校徽而不让进去。他说:“我是教授。”门警说:“管你教授不教授,要有校徽才准进。”他仔细看了门答几眼,然后说:“我看你倒是有校徽,就请你去上课好了!”说完,便把皮包、讲义交给门警,扬长而去。

  黄侃和居正是老朋友了,平时去居公馆都无须传报。这天门卫换了个新来的人,不认识黄侃,向他要名片,他大怒道:“我就是名片,你将我拿进去好了!”吵闹声传到居正那里,居正忙赶出来,连赔不是。黄侃忿忿地说:“我看你这官再做几年,连人都不做了。”居苦笑道:“官本来就不是人做的。”


黄侃词嘲“新法阉猪”


   黄侃在金陵大学任教时,张国强刚从美国留学获得农学博士回来,并任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有一天,张国强忽发雅兴,贴出海报“新法阉猪”,届时全校师生多去参观,黄侃也去凑热闹。

  但不知是张院长技术学得不到家,还是因看热闹的人太多,一时慌了手脚,猪肚破开了,卵巢却找不到,最后阉猪变成了屠猪。黄侃看在眼里,笑在心里,回到教室,填了一首词,写在黑板上,嘲笑所谓“新法阉猪”。词曰: 

     大好时尤,莘莘学子,结伴来都。佳讯竞传,海报贴出,明朝院长表演阉猪!农家二彘牵其一,捆翻按倒阶除。

  瞧院长,卷袖操刀,试试功夫。渺渺卵巢知何处?望左边不见,在右边乎?白刃再下,怎奈它一命呜呼!看起来,这博士,不如生屠!

  黄侃的这首词滑稽风趣,读者莫不捧腹。

 

黄季刚辱骂胡适


   黄侃,字季刚,湖北蕲春人,现代有名的学问家,他反对胡适的白话文运动,也反对西学。

  20年代,黄季刚与胡适同在北京大学当教授,各讲各的学问。在一次宴会上,胡适偶尔谈及墨子与墨学,黄季刚便骂道:“今之讲墨学者,都是些混帐王八!”胡适默不作声。过了一会,黄季刚又骂道:“便是胡适之的尊翁,也是混帐王八。”火直往胡适的身上烧,胡适也光火了,怒斥道:“你为什么侮辱我的父亲?”黄却大笑着说:“姑且息怒,我是在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墨学?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结果举座哄笑。

  黄季刚最反对胡适之主张的白话文。有一次他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又辱骂起胡适来。他举例说:“若胡适丧妻,用白话文报告消息,其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十一字之多。如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四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胡适著有《中国哲学史太纲》,仅成上半部,全书久未完成。黄季刚在南京中央大学讲课时说:“昔谢灵运为秘书监,今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问其故,他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



店员嘲笑赵元任


   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

  1925年,赵元任夫妇由法国马赛回国,途经香港,看见一家鞋店的白皮鞋很好,经试脚合适后,他向店员用国语说要买两双鞋。因为赵元任有一个习惯,买鞋时遇到合意的总是两双两双地买。当时,香港流行的是英语与广东话,通晓国语者不多。这位店员的国语自然糟糕得很,无论赵元任怎么说他都弄不明白。于是,赵元任只好作手势,伸出两个手指,然后指指白皮鞋,意思是要两双。店员可不了解他买两双的习惯,便生气地说:“一双鞋不就是两只吗?还要说什么?”结果,赵元任只好买一双皮鞋了事。但他临出门时,店员却用浓重的广东话说:“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录音磁带听听,你的国语太差劲了。”

  赵元任问道:“谁的国语录音带最好?”

  店员说:“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这时赵夫人说话了:“他就是赵元任啊!”店员忿忿地说:“别开玩笑了,他的国语讲得这么差,怎么能跟赵元任比?”怎么解释他都不相信。最后,赵元任夫妇只好买一双皮鞋了事。


“三不知将军”张宗昌


    张宗昌是民国时代臭名昭著的军阀、流氓与文盲。他在河北、山东一带作恶多端,人们一提起他,就如同魔鬼一般,据说小孩哭闹,只要说张宗昌来了,小孩立刻不敢再哭。北伐前夕,是张宗昌势力最盛的时代,头衔很多,如“义威上将军东北第二七方面联合军团长”、“直鲁联军总司令”、“山东保安总司令”等等。民间关于他的丑闻、笑话、传说特别多,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张宗昌有一个外号叫“三不知将军”,这是因为他荒淫好色,妻妾之多可以编连,子女之多可以编营,但他的妻妾、子女究竟有多少,他不知道,此谓一不知;他常常收编别人的部队,收容散兵流卒,但他手下到底有多少官兵,他不知道,此谓二不知;他横征暴敛,大肆搜刮民财,穷奢极欲,挥霍浪费,但他连自己究竟有多少钱也不知道,此谓三不知。张宗昌还特别喜欢吃狗肉,每到一地,便将此地的狗吃个精光,所以,他又获得了“狗肉将军”的称号。

  张宗昌把妇女视为玩物,凡是他听到或见到的漂亮女子,都派兵去抢来,玩厌倦了,就送给他的副官或马弁,或者杀掉,运气好的被赶走。他进到北京城时,曾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妇女,他派两排士兵把商业区的东安市场各个门封锁,然后把在市场购买东西的妇女中40多个年轻漂亮的,全部抢到司令部。当时政府部长的女儿与女师大的三个学生部在被抢之列,因此引起社会舆论哗然,中外惊诧。但他不知羞耻,无动于衷,竟然丧心病狂地把《京报》记者邵飘萍捕杀!

  张宗昌在山东时,曾到济南女校参观,看见校内的女学生相当漂亮,心中非常高兴,便交代副官,每位女学生赏钱五元。副官说:“女学生不能说赏。”张大怒说:“放屁!本督办由北到南,不知见过多少女人,没有不赏的,难道女学生不是女人?”由此可见张宗昌粗俗、无礼之一斑。


老粗省长张怀芝

    1916年,山东军阀张怀芝把省长赶走,自己当上了山东省长。但张是一个文盲,用枪刀容易,但要于省长的日常事务却很头疼,他不仅不知道一件事如何办,而且一件事交给谁去办理他也不知道。

  张怀芝想来想去,最后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来:抽签。他到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省长公署内的要员姓名,命人写在签条上。遇到公事要办时,他就随手在签筒中抽出一签来,抽中谁就把公事交给谁办。这样一来,倒也省事,不但把一切政事都打发了,而且收到一个意外的效果,那就是从此以后,省署里的重要官职员们谁也不敢擅自离开,怕被抽到时而无法应卯。有一天,张省长抽签时抽到了一位科长姚鹏,连叫几声,见无人应卯,勃然大怒,下令打二百军棍。这位姚鹏科长是位老名士,历任省长都敬重他,这天恰好有事外出。因此,全省署官员一致求情请求宽恕。张怀芝坚持不从,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二百军棍是免不掉的。”后经多方求情,才达成妥协,由姚鹏亲自写一张欠条呈给张怀芝。那欠条是:兹欠到:省长公署军棍二百。此条中华民国五年十月四日姚鹏具。

  如此省长,如此欠条,的确可付之一笑!


张作霖捉弄日本人

     张作霖是现代史上有名的军阀。他出身“红胡子”(土匪),由清军管带起家,成为“东北王”,1927年攻进关内,任安国军大元帅,组织北洋政府。后因不甘受日本人的支配,而于1928年6月4日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由于他经常跟日本人打交道,因而关于他和日本人交往的趣闻很多。张作霖因经常要与日本人打交道,故不得不学几句寒喧用的日语,但他只学了三句日语:“阿里安多”(谢谢)、“巴格牙鲁”(混蛋)、“沙约挪拉”(再见),而这三句话,他常常弄错。

  一次,他请日本一位大将吃饭。为了向光临寒舍的大将表示谢意,他与大将握手时,连连说道:“沙约娜拉!沙约娜拉!”大将感到莫名其妙,几乎拂袖而去。经日语翻译解说后,才明白乃是误会,是把“阿里安多”说错了。酒过三巡,副官上菜时,不小心将菜汤滴在大将身上了,张作霖连忙用餐巾为大将揩拭,一面大骂副官“阿里安多!阿里安多!”这时连那日本大将都知道他又是将“巴格牙鲁”说错了。宾主尽欢后,张亲自送日大将至门口,握手道别。当大将的车开动后,张热情地挥手,口里大呼:“巴格牙鲁!巴格牙鲁!”

  有一次日军杀死了一个中国兵,张作霖亲自去向日本领事交涉,提出抗议。日领事说:“这事情很简单。”说着随即离坐走向写字台,写了一张50000元关东券的支票,交给张作霖。张回去后立即下令,全军一半人放假回去,遇着日本人就杀。不过那时已是半夜,结果只杀掉两个日本人。晚上三点钟,日本领事来找张作霖了,说:“怎么的?你们中国人杀死了我们两个日本人!非常严重!”张作霖忙说,“那简单得很。”随即交还了日本领事给他的那张支票,另外再写了一张5000元的支票交给日本领事。事后他说:“这就叫以牙还牙。”

  一次,日本人请张作霖写字,张的书法不怎么样,但还是马上答应了。

  他写了一幅条幅后,署名为“张作霖手黑”。副官提醒他,应该是“手墨”,下边还有个“土”。谁知,张作霖大声地说:“我张作霖就是不愿意把‘土’送给日本人!”


张学良曾吸毒

     张学良曾经有一段时间吸食毒品,而且瘾甚大。1933年,张学良出国前到了上海,宋子文前来探望。他知道张染上鸦片烟瘾甚深,经常注射吗啡一类毒品,形神日非,不能自拔,于凤至夫人和赵四小姐也都有此嗜好,宋便力劝张下决心戒毒,并晓以大义说:“不戒毒有辱国体,将来回国也无法工作。”张学良为雪国仇家恨,随即应允戒毒。

  宋子文恐其反悔变卦,就背着张学良召集几位东北军将领和侍卫人员开了个小会。作出严禁规定:“自即日起,要严遵医生的嘱咐,任何人不得接近治疗中的张先生和夫人,他们的安全由我负责。”会后即将张学良及夫人们送进一家外国人办的医院,医生把张、于、赵三人用丝带绑在三张连在一起的病床上,并关照所有人:不论这三人发出什么命令或请求,一概不要理会,旁人更不能擅自进入病房。

  一个月后,张学良和于夫人、赵四小姐终于脱离苦海,踏上赴欧洲的旅途,1934年1月回到祖国时,张身体益健。


“林语堂”是人还是马?

     林语堂是现代有名的文学家,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过不少努力,他的《吾国吾民》一书曾在国外产生广泛的影响。但他从未想到,自己的名字竟被人用来称呼一匹马!

  原来巴西有一个贵妇,读了林语堂的《吾国吾民》之后,对林佩服得五体投地。恰好有人送给她一匹好马,她便把马命名为“林语堂”。

  后来巴西首都圣保罗举行大型马赛,贵妇人也带那匹马报名参加竞赛。

  于是,巴西各大报纸都以“林语堂参加比赛”为标题,大肆宣扬,结果轰动一时。是马是人,不知内情的人都疑惑不定。

  竞赛结果,贵妇的那匹马——“林语堂”失败了。当天晚报又皆以“林语堂名落孙山”为题大发议论,反而使夺冠得胜的马,湮没无闻。

  这新闻传到美国后,有人便去问林语堂本人,看这位幽默大师作何反应。林语堂却并不幽默地说:“马是马,人是人,我看来并不幽默。”

  林语堂在“鹿驴交欢”风波中获胜林语堂在武汉编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时,曾经就男女问题与一位暑名“小鹿”的作者发生笔战,林当时便以“毛驴”的笔名参战。“小鹿”褒女贬男,“毛驴”则反其道行之,当时笔战之激烈,乃前所未有。

  当时报纸的副刊编辑孙伏园为了结束这场笔战,特邀“小鹿”与“毛驴”在河口东宴楼相会,当时谢冰心也被邀作陪,彼此欢饮之后,均同意息兵。第二天,孙伏园为表示男女之争已乎息,特于《中央日报》副刊作了一则启事:“男女之争,已于鹿驴交欢声中化除矣!”“小鹿”原是一位小姐,见到这则启事大为愤怒。气冲冲地弃报而去,并发誓不再为报刊写文章。而林语堂却获得意外的胜利,喜气洋洋,颇为自得。



林语堂烧婚书

    文学家、幽默大师林语堂说过:“婚姻犹如一艘雕刻的船,看你怎样去欣赏它,又怎样去驾驶它。”

  林语堂是怎样欣赏和驾驶自己的婚姻之船的呢?在林语堂夫妇欢庆结婚50周年的时候,有人请教他们的婚姻秘诀,这对老情人竟快活地抢着说:“我们是‘金玉良缘’。秘诀只有两个字:给与受!夫妻之间,应当尽量‘给’,不应该计较‘受’。”

  林语堂夫妇早年还有个令人惊异的举动:烧婚书,即把结婚证明书烧掉。那一年,林语堂对妻子廖翠凤说:“把我们的婚书烧了吧,因为婚书只有离婚时才用得着。”廖翠凤也真相信丈夫,即刻把大红结婚书找了出来,让林语堂付之一炬。

  在林语堂看来,婚礼婚书都只是形式而已,婚姻的内容,是两人忠贞不渝的爱情。

  林语堂自1915年与廖翠凤订婚,1919年结婚,两人白头偕老。

  他们是幸福的。虽然林夫人谈到因为没有儿子而感到有些遗憾,然而林语堂一点也不在乎,因为他觉得自己已有三个女儿,她们比许多人家的儿子还有出息!

 

胡适的夫人是位家庭妇女

   胡适,字适之,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鼓吹四方文化,宣传破除传统,主张婚姻自由,在近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很少人知道,胡适的夫人江冬秀是个几乎不识字的家庭妇女,他们的婚姻也不是自由恋爱的,而是父母包办的。

  1917年12月30日,27岁的胡适奉母亲胡太夫人之命,回家乡与比他大一岁的小脚姑娘江冬秀完婚,那时候江冬秀己在胡母身边服侍多年了。虽然胡适不太愿意,但格于母命,还是赶回家乡结婚了。新婚那天,胡适很高兴,他在家门口贴上了一副幽默的对联,曰:

  三十夜大月亮

  廿七岁老新郎 

     胡适还写有一首新婚杂诗,通俗如话,真挚感人,诗曰:“十三年前没有见面的相思,于今完结;把一椿伤心旧事,从头细说;你莫说你对不住我,我也不说我对不住你。且牢记取这十二月卅日的中天明月!”

 

胡适成立“怕太太协会”

    胡适生逢卯年,是属兔的,他太太江冬秀是寅年生的,属虎的。小兔自然怕老虎,所以流传有胡适怕老婆的笑话。

  胡适接到朋友自巴黎寄来的十几枚法国铜币,因钱上有“PTT”三个字母,谐音恰为“怕太太”,乃戏赠好友,成立“怕太太协会”。以铜币作为会员的证章。


胡适舍爱求名

    的三嫂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叫曹佩声,比胡适的年龄约小十岁。1923年的夏天,三十刚出头的胡适到杭州疗养,住在烟霞洞,而曹佩声当时正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一个是“使君有妇”,一个是“罗敷有夫”,在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子湖边,两人相逢,已是“恨不相逢未嫁时”了。于是,曹佩声向自己的丈夫提出离婚,并很快办妥了离婚手续,在这种情况下,胡适面临着一个难题。他的妻子江冬秀不是个普通的旧式女子,也不是软弱可欺的妇女,她为此事常同胡适吵闹,有一次竟拿起裁纸刀向胡适脸上掷去,幸未掷中。当时的胡适已是很有名气的了,名气与爱情两者不可兼得,最终胡适还是舍爱求名。这样一来,曹佩声身受的打击可不轻,但她仍在情场失意的情况下发奋读书,后留学美国。胡适与曹佩声恋爱期间,常常鸿雁传情。胡适还为曹佩声作了一首诗: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胡适与陈衡哲的一段情

    适早年曾赴美留学,据说是婚姻问题迫使他远走外国深造的。

  晚清宣统二年,胡适母亲替他订了一门亲,他的未婚妻是两足纤细的旧式女子江冬秀小姐。胡适当时是一位“新青年”,不想盲婚,遂取得官费出国读书。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母亲告诉他的原配一直等着他。
  胡适终于感动,婚后夫妻相敬如宾,恩爱非常。

  虽然他的婚姻是大团圆结局,但却留下了一段爱情的创伤。

  他在美国留学时,一位名叫陈衡哲的女同学对他十分爱慕。陈是金陵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他俩在美是同校同学,胡年少英俊,陈多才多艺,朝夕共处。校长对这两位得意门生非常宠爱,认为以学识才能而论,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便有心撮合两人,自己做一个骄傲月老。于是以校长身份用种种机缘使二人接近,胡陈感情果然一天天浓厚起来。陈对于胡适的爱是如火如茶,想尽办法接近,但胡适却有难言之隐,时时以若即若离的态度对待。校长见此,遂在毕业前半年,探询两人意思,陈女士当然千肯万肯,但胡博士却沉默不语,暗暗流泪。

  到了快毕业时,他们在校园散步,陈衡哲忍不住问胡适,毕业后打算怎样?是否会和她结婚?

  胡适虽然热泪盈眶,但终于以理智控制了感情,诚恳地回答陈衡哲:“我们同学多年,在学问上得到你很多帮助,寂寞时得到你的鼓励,而大家性情也合得来,我也希望能有幸福的一天,但是我早已订婚,请原谅我……”声音颤动得不成样子。陈衡哲被这晴天霹雳吓呆了,最后两人抱头痛哭一场,便分了手。



胡适何以参加总统竞选?

     948年4月底的一天,身为北大校长的胡适收到苏醒之的一封信,信中提及,为迎合当时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竞选总统一事,中华三育研究社邀请大学生及中外教授500人,搞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有370人投胡适的票,只有130人投蒋介石的票。可是信中有一句:“现在蒋主席业已正式选出,特别报导以供一笑罢了。”胡适看到这里,心中只好报以苦笑。

  素以学者闻名的胡适,何以参加总统竞选?

  这还得从1947年说起,当时蒋介石政府在政治上、军事上节节失利,美国当局对蒋家王朝的命运很担心,于是想到了老朋友胡适,希望以胡代蒋。为了求得美国的帮助,蒋介石也假意顺从美国主子的意图,原则上同意胡适出任行政院长,并做总统候选人。当年12月,胡适到南京出席“中基会”董事会。12月16日傍晚,外交部长王世杰奉蒋介石之命到胡适下榻之处,与胡适谈一番,把蒋介石的意思告诉了胡适。平素很少涉足政坛的胡适对行政院长及总统候选人这两项耀眼的桂冠也有点眼热心跳。但他毕竟对老蒋有所了解,几夜辗转反侧,在19日离宁前,给王世杰留了一封信,言称自己身为北大校长,愿致力教育和学问,无意于政坛。实际他心里明白,他身为一介书生根本无法在翻云覆雨的政坛上与心狠手毒的蒋介石抗衡。蒋介石见王世杰劝说无效,又使出花招,通过报纸大造舆论,迫胡就范。

  1948年1月,报纸上登出李宗仁准备作副总统候选人的消息,胡适在11日致信李宗仁表示赞赏、支持,恰好13日北平《新生报》登载《假如蒋主席不参加竟选,谁能当选第一任大总统》一文,文中提到了胡适的名字。李宗仁14日回信给胡适,认为虽然蒋介石当选的可能性很大,但为了“表现民主的精神,以学问声望论,先生不但应当仁不让,而且是义不容辞的。”一时间胡适也被舆论捧得迷迷糊糊。

  3月,胡适又到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而后又参加了3月29日开幕的第一届国民大会。30日晨,蒋介石又召见王世杰,讲明因现行宪法规定,总统受到的约束太大,不如握有实权的行政院,自己有意千担任行政院长,但又不愿总统职位落入除胡适之外的他人之手,希望胡适能参加竞选。王世杰当即乘车到鸡鸣寺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找到胡适,无奈人多眼杂,无法密谈。王便约胡到中山陵旁的一块小草地上,添油加醋地把蒋的意思告诉了胡适。胡适听完,心有所动,提出先让他考虑一下。31日晨,王世杰将会谈情况向蒋作了汇报。蒋介石听后,让王世杰再做胡适的工作,力促胡适鼓足勇气接受这个要求。下午3点,王世杰又找到胡适面谈到晚上8点。在王世杰的再三劝说之下,胡适也想当个不管事的总统,便来个“犹抱琵琶半遮面”,说自己愿听从蒋介石的意见,一切由蒋定择。随后,蒋介石在4月3日晚约见胡适,表示支持胡适竟选总统,自己则愿当行政院长,要不两人交换。

  4月4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讨论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蒋介石假意提出胡适,在场的只有胡适的好友吴敬恒、学生罗家伦同意,其余的人均反对。善于体会蒋介石意图的张群站起来说:“并不是总裁不愿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个虚位之首,所以他不愿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理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这一下子,委员们恍然大悟,当即推张群、陈立夫、陈布雷带此意见面呈蒋介石,蒋立即同意。张群又把这个党内决议带到国民大会上,由莫德惠、胡适、谷正纲等721名国大代表联名向大会提出《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要求“给予大总统以实际上无限的权利。”经过一番“讨论”,这个提案以1624票赞成,421票反对或弃权而通过。此时国内外记者也发表了蒋不愿当总统候选人,有意让给胡适,国民党中央委员拒之的消息。蒋介石见他的多个目的逐一达到,便让王世杰转告胡适,说自己的计划因中央委员反对而无法实现,了结了这一骗局。实际上蒋介石出此手段,一是为了缓解美国的压力,同时也让老美知道自己还是颇有实力的;二是拿胡适当挡箭牌,压一下自己的政敌李宗仁,不让总统或行政院长的职位落到李宗仁手中;三是他深知自己做做表面文章,他的势力不会让胡适得逞,既遮人耳目,又达到自己不能公开达到的目的。蒋介石见总统权力扩大后,便亲自到总统候选人评论会上讲话。追述自己如何跟随孙先生参加革命,如何誓师北伐,定都南京,削平内乱,领导抗战。最后他说:“我是国民党党员,以身许国,不计生死,我要完成总理意志对国民革命负责到底。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

  当然,竟选总统总不能一人,既然胡适连提名都得不到,便又拉了一个居正。4月19日,国民大会进行选举,蒋介石以2430票当选,陪选人居正只得269票。

  胡适见此情景,从总统梦中醒来,又致力于学问,埋头于《水经注》的研究。



胡适的男人“三从四得”妙论

     适有一次与闻一多、徐志摩等聚餐,席上,他对闻一多说:“你们湖北有三杰,一文一武一名伶,文人就是你,武人是黎元洪,名伶是谭宝培。”闻一多也笑着说:“你们安徽也有三杰,也是一文一武一名伶,文人自然是你胡先生了,武人是段祺瑞,名伶是梅兰芳。”徐志摩在旁听了,连连称妙。有一天,胡适讲笑话时说起,古时候的女子要三从四德,现在的男人也有“三从四得”。别人问他,男人的三从四得是什么?胡适笑着说:“三从是:一、太太出门要跟从;二、太太命令要服从,三、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四得是:一、太太化妆要等得;二、太太生日要记得;三、太太打骂要忍得;四、太太花钱要舍得。”他的话刚一说完,大家都忍不住哄堂大笑。

 

胡适嘲讽钱玄同

    玄同是现代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他曾激烈地反对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要求废除汉文,改用西洋文。他在31岁时,曾说过:“四十岁以上的人都该杀!”可是到了钱玄同年过四十,他没有被杀,也没有自杀,仍然活得好好的。于是,胡适便跟他开开玩笑,作了一首《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在他过41岁生日那天寄给了他。歌词风趣、生动,词曰:

  该死的钱玄同!怎么至今未死?

  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

  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

  这样那样迟疑,过了九月十二。

  可惜我不在场,不曾来监斩你。

  今年忽然来信,要作成仁纪念,

  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封神传。

  回家先挖一坑,好好睡在里面,

  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

  草上再撒把米,瞒得阎王鬼判。

  瞒得四方学者,哀悼成仁大典。

  年年九月十二,到处念经拜忏,

  度你早早升天,免在地狱捣乱!


钱玄同与鲁迅的矛盾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钱玄同与鲁迅共同战斗,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但五四运动的风暴一过,钱玄同当年向封建文化冲锋的豪情逐渐消失,与转向左翼的鲁迅分道扬镳了。并且还激烈地反对鲁迅宣扬“左联”的革命观点。1932年11月,鲁迅从上海抵北平探亲,当时钱玄同在北平师范大学担任国文系主任。学生们想请鲁迅来校演讲,不知鲁迅的地址,便满怀信心去问钱玄同。不料钱玄同一听就“好象炸弹爆裂了似的叫嚷:‘我不知道!我不认识有一个什么姓鲁的!’”学生们感到很气愤,他们决定自己想法去找鲁迅。钱玄同竟威胁学生说:“要是鲁迅到师大来讲演,我这个主任就不再当了!”学生们不顾他的恫吓,去请了鲁迅先生,并将钱的态度告知鲁迅。鲁迅深情地说:“钱玄同实在嚣张极了!”鲁迅先生冲破重重阻力,于11月27日到北平师范大学作了讲演,给北平青年以极大的鼓舞。钱玄同闻讯很狼狈,但却没有辞职。鲁迅深感曾为五四反封建骁将的钱玄同如此变化,他回上海以后,便写了一首讥讽钱玄同的打油诗:  

    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

  何妨赌猪头,抵当辩证法。

 

鲁迅用奖章换辣椒

     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第一学期结束时,因考试成绩优异,学校发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没有把奖章作为炫耀自己的凭证,却走到鼓楼街去把它卖掉,买回几本心爱的书和一串红辣椒。

  以后,每当读书读到夜深人静、天寒人困时,他就把辣椒摘下一只来,分成几片,放到嘴里咀嚼。直嚼得额头冒汗,眼里流泪,嘴上唏唏。此时,他顿觉周身发暖,困意消除,于是又捧书攻读。



刘半农求骂

   四运动后,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极力提倡“俗文学”,并在《北京晨报》刊登启事,征求“国骂”,拟搜集全国各地骂人的语辞辑为“地方骂”和“国骂”。

  语言学家赵元任博士见了启事,当天就跑到刘半农宿舍,拍着桌子,用湖南、安徽、四川各地骂人的话骂了他一顿;接着周作人前来,又用绍兴话骂了他一顿。上课时,又被宁波及广东学生相继用方言大骂,弄得刘半农啼笑皆非。


郁达夫的情人

    文学界的一代才子郁达夫,不仅文笔洒脱倜傥,生活也曲折多姿。

  他结过三次婚,三位夫人分别是:孙荃、王映霞、何丽有,此外,在新加坡时,还有一位同居情人李筱英。

  郁达夫于1940年和王映霞离婚后,李筱英突然出现,使他本来已一潭死水的心池,又再掀起波澜。李筱英是福建人,毕业于暨南大学,能说流利的英语、上海话。

  1941年,李筱英刚满26岁,因和丈夫意见不合而离婚。当时她是新加坡情报部的华籍职员,后来又担任新加坡电台的华语播音员。

  李筱英十分崇拜郁达夫的文学才华,并主动向他示爱。46岁的郁达夫在政治失意和家庭破裂之余,遇上这位花容月貌的佳人,一拍即合,两人感情迅速发展,不久李小姐搬入郁家同居。

  但是,郁达夫和李筱英的结合遭到了时仅13岁郁飞(郁达夫之子)反对。虽然李筱英极力想搞好和郁飞的关系,时常带他去看电影,散场后还带他去高级餐厅,并买很多玩具给他,可是郁飞始终不领情。郁达夫碍于儿子不接受李筱英,也不便正式结婚。1941年12月,李筱英痛苦地搬出郁家。


许地山的爱情公约

     著名作家许地山,婚后常因一些小事同夫人发生口角。1934年4月,许地山到印度后,反思婚后生活,给夫人写了一封长信,建议订立如下“爱情公约”:

  一、夫妇间,凡事互相忍耐;

  二、如意见不合,在大声说话以前,各自离开一会儿;

  三、各自以诚相待;

  四、每日工作完毕,夫妇当互给肉体和精神的愉快;

  五、一方不快时,他方当使之忘却;

  六、上床前,当互省日间未了之事及明日当做之事。

  当许地山游学回家,公约早已高悬卧室。双方自觉遵守,夫妻生活十分和谐。


梅兰芳收藏火柴盒

     艺术家梅兰芳(1894—1961)生前有一种爱好:收藏火柴盒。其中有一只特别设计的火柴盒,火柴盒封面上印的是卓别林扮演的大独裁者希特勒在玩弄地球仪,磷面正好连接到希特勒的屁股处。整个设计幽默而又寓意深刻,炸弹与地球仪象征着希特勒的好战,谁要使用火柴又必然会产生“玩火者必自焚”的联想。

  这火柴盒的设计者,正是卓别林本人。

  梅兰芳收藏这只火柴盒,还有一番来历。1941年的春天,《大独裁者》即将在香港上演。当时,美国电影在香港总是由“皇后”、“娱乐”两家影院首映,中国人办的“利舞台”剧场这次想争得首映权,就找正居留香港的梅兰芳设法帮忙。梅兰芳与卓别林早在1930年就建立了友谊,现在他为此事特地打了个电报给卓别林,卓很快复电同意。

  《大独裁者》在香港上映后,梅兰芳先后看了七遍。这种炸弹式火柴,就是“利舞台”首映《大独裁者》时作为新片广告赠给梅兰芳的。此后,梅兰芳一直珍藏着这个富有纪念意义的火柴盒。


张大千入寺当逃僧

     代著名画家张大千21岁时由日本留学返乡,由于未婚妻忽然病故,非常伤心,便决定去太湖的松江寺削发为僧。逸琳法师为他取法名为“大千”,意谓“三千大千世界”。当时佛门声望最高的法师是宁波观宗寺的谛闲和尚。大千秉着“日中一食,树下一宿”的信条,不辞辛劳,一路募化,来到观宗寺,准备受戒。临到烧戒时,这位充满浪漫主义幻想的青年忽然犹豫了。他向谛闲法师申辩道:“印度佛教并不烧戒。中国和尚烧戒是从梁武帝开始的。梁武帝信奉佛教,大赦天下死囚,要他们信佛,但又怕他们再犯罪后不易识别,就想出在头上烧疤的法子。我非罪囚,信佛何必一定烧戒?不烧戒也不违释迦的道理。”法师答应对他不烧戒了,但在举行剃度大典前夕,这位未来的艺术大师却连夜逃之夭夭。


齐白石身上驮着半斤铜

     石,湖南湘潭人,现代著名书画家,在我国画坛上,素有“北齐南张”之说,即南有张大千,北有齐白石。齐白石属大器晚成者,他9岁学作木工,一直是位木匠,二十几岁才学雕刻,然后学画,37岁才跟王湘绮学诗文、学书法,最后终成一代大师。

  据说,齐白石在湘潭黎威圣家作工时,见其兄弟二人皆好刻印章,他便求授方法,黎氏不理。有一天,齐白石又去请求,黎威圣正在抽水烟,便和他开玩笑说:“你能把这水烟袋里的水喝干,我就教你。”齐白石果然皱眉把水烟袋中又臭又辣的脏水喝干了。黎威圣大为惊讶,为他的至诚感动,于是尽心传授齐白石的篆刻治印方法,几年之后,齐白石习成绝艺。

  齐白石脾气怪僻,他住在北京赶车胡同时,并不欢迎生客来访,客厅门口常挂着一块牌子,上书:“白石老人,心病复发,停止见客。”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占领了北京,齐白石来不及转移,但他很有气节,根本不依附日伪军。日本人听说他是大画家,派人来求他画画,他在门口贴了一张告示:“中外官员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

  他还有个怪癣,对家里的一切东西,都由自己保管,一步一锁,数十年如一日。他的腰上老是挂着一串串的钥匙,象个管家婆一般。所以,有人说齐白石“身上驮着半斤铜”。

  齐白石曾画有一张“不倒翁”的画,配诗嘲笑道:“乌纱白帽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将汝忽然来打破,通身何处有心肝?”


林埙的狗屁音韵学

    是北京大学的教授,20年代与钱玄同同事,他有个习惯,最喜欢骂人,动辄骂语相向。

  一次,林埙问钱玄同:“你现在教什么科目?”

  钱玄同回答:“音韵学。”

  林埙便说:“狗屁!”

  钱玄同光火了,质问道:“音韵学与狗屁有什么关系?”

  林埙笑着说:“狗屁也有音韵!”


“性博士”张竞生有苦难言
     竞生,广东饶平人,曾留学法国,获哲学博士,是中国现代有名的学者,最早在中国提倡爱情至上的人,也是中国最早研究性科学的人之一。但他却因出版《性史》一书,而得到“性博士”的称号,人们视之如色鬼,骂名满天下,真是有苦难言。

  张竟生在法国留学十多年,自然受了法国自由思想与浪漫感情的影响,因此,他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便宣扬他的“美的人生观”,发表“爱情定则”,出版《性史》。据他自己说,他之所以出版《性史》,乃是为了在中国开展性知识教育与性科学研究,他自己还出版过一本《第三种水》,经现代医学专家研究,是最早论述女性性高潮的著作。然而,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张竞生《性史》的出版,无疑于投放了一颗原子弹,引起的骚动可想而知。因此,《性史》一出,当时的年轻人是人手一册,一看便手不释卷,中老年人是一边看一边骂,愈骂愈看,看完还在骂,骂完还要看。但这却给张竞生带来恶运,教授免聘了,《性史》也被查禁了,他收到了许多封攻击侮辱他的信,报纸上也闹哄了一个多月。更为倒霉的是,他的夫人许氏也吵着要跟他离婚,亲友调解都无效,变成轰动社会的新闻。当时,张博士真是骂名满天下。

  有一次,张竞生游览西湖时,竞被当作流氓传讯。他崇拜法国人的爱与美的人生,因此经常欣赏裸体艺术照片。这一次他提了个手提箱,箱内别无他物,都是巴黎裸体女郎的照片。警察觉得他形迹可疑,便把他带到了公安局,局长亲自传讯。局长严厉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张竟生回答:“我是大学教授。”局长鄙夷地说:“既然是大学教授,怎么可以带这些东西?”张解释说:“唯其我是大学教授,才有资格带这些东西,这是最高艺术的欣赏。”虽然最后平安无事,但城里却传遍了张竞生爱裸体女人照片的消息,人们简直把他当作了色鬼,他自己也只有苦笑。

  实际就其本性而言,张竞生还是一个善良的人,也是一个真正的博士,私生活也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浪荡糊涂。但骂名一起,也就申辩枉然了。不过,他在饮食方面,倒的确有点怪癖:他每日三餐,饭、肉、青菜、豆腐、鱼、调料……等,各种多少分量,都用秤称好,分毫不差,然后下筷。因此,人们开玩笑说:“张竞主吃饭如吃药。”


麻将总长李思浩

  李思 浩,民国时人,原是一位银行职员,后因玩麻将玩得好,结识了内阁总理段祺瑞,而导致官运亨通,当上了财政总据说当年政治要人段祺瑞,平生除嗜好围棋外,就喜欢玩麻将。段任内阁总理时,有一天赴中国银行总裁梁士治家,拟玩麻将,主人以电话向各方邀约,因时间已晚,始终三缺一无法成局,最后梁说:“我行内有一个职员可以凑合,不知总理是否介意?”段以临时凑成局即可,说无所谓。梁士治便将李思浩约来,并且向他说:“你只可输,不能赢,切记。”李思浩闻命,心中惶恐不安,只好硬着头皮入局,心情非常紧张。初时,段祺瑞认为李思浩职小位微不屑与语,只对其他两位说笑。李思浩深娴麻将技术,得此殊荣,小心翼翼总以能使段总理愉快为上,四圈下来,他已摸清了段的牌性。不久,机会来了,他根据牌型,推测段祺瑞手中是一副大牌,专听“白板”,等段等得焦急万分的时候,他适时声言:“我全手牌都是生张,只有打幺头,或许可望不放炮。”言毕,随手将“白板”打出,段祺瑞因此和了大满贯。

  下次洗牌时,段祺瑞很高兴地问李思浩的籍贯、资历,以示亲切。梁士诒颇为赞许李思浩的反应能力,以后每次段祺瑞来玩麻将,使命李敬陪。从此之后,李思浩与段祺瑞拉上了关系,渐受知遇而飞黄腾达,后来竞被提拔为财政总长。知道内情的人,便给李思浩取了个外号,叫作“麻将总长”。



吃醋大王胡宗南

   国民党“志大才疏”的将军胡宗南,在浙江孝丰县立高小教书时,因垂涎城内大户梅家的财产和梅家二小姐的姿色,便缠着他的镇海老乡——梅家二小姐的姐夫王稼禾牵线,硬是挤进了梅家的门槛,成了梅家二姑爷。

  蜜月里,小两口恩爱情深,胡宗南竟忘了备课。暑假结束,胡宗南恋恋不舍丢下梅氏,回城去教书。那梅氏缠缠绵绵将丈夫送到村口,恰逢绍兴戏班来村里演戏,梅氏的美貌竟招来一双双顾盼的目光,顿使胡宗南皱起了眉头。他叮嘱妻子要恪守妇道,无事不要出门,特别不要出来看戏。随后怏怏返校。梅氏对丈夫所嘱不可出来看戏之言,以为是戏言,并未在意。到了晚上,邻家女子跑来相邀,于是便携手前往看戏。

  然而胡宗南返校后,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杯里仿佛揣了一只老鼠,抓挠得他惶惶不安,那一双双对他美貌妻子顾盼不已的目光总在眼前出现。他一横心,悄悄溜出校门,神不知鬼不觉地又潜回家来。

  进了家门,只见妻子房内黑着灯,一问母亲,果然妻子看戏去了,胡宗南神色骤变,半晌没有言语。

  胡宗南想,圣者云,防淫必禁戏,教妇在初来。我临走千叮咛万嘱咐,她竟当作耳边风,这个女人要不得!他心里做着休妻的打算,可又觉得有些心疼,这梅氏可是孝丰城内有名的美人哟……他犹豫着,想起《史记》中吴起为了表明忠心,谋取功名富贵,可以杀掉自己的妻子,而他胡宗南空有大丈夫的气概,竟然象一个女人一样自作多情,怎么能成得了大事!古训说得好:兄弟如手足,不可变更,娇妻如敝屣,随时可换。他终于下了弃妻的决心。

  为了不把事情张扬出去闹得满城风雨,胡宗南好一番思量,最后终于想出一套行事方式。

  梅氏看戏归来,看见丈夫在家,不免吃了一惊。胡宗南谎说回校以后想念不已,忍不住跑回来看梅氏,明天一大早就赶回去。梅氏好不感动,连忙给丈夫打来洗脸水,铺好床褥,侍候丈夫歇息。胡宗南也装出多情才子的模样,对梅氏格外温存体贴。

  但自此一夜之后,胡宗南即换了一副冰冷面孔,长期不回家。有时不得不回去,见了梅氏竟视同路人,不说话,不同宿,不接受她的侍奉。梅氏问寒问暖,他竟佯作没听见,或者一问三不知。

  梅氏被搞得莫名其妙,百思不得其解,整日里坐立不安,焦思苦虑,茶饭不香。数月下来,美貌丰腴的梅氏变得精瘦,脸色蜡黄,两鬓的青丝也愁得白了。

  天长日久,父母、亲友发现问题,设法劝解。而胡宗南听后只微微一笑,从不表示任何意见。梅氏终于忍受不了这种长期残酷的精神折磨,得了疯病,发狂而死。胡宗南草草埋葬了妻子,总算解了心头之恨。


 

蒋介石阅兵堕马

 1926年北伐军攻克长沙后,蒋介石举行盛大阅兵式,参加阅兵的是李宗仁部第七军和唐生智部第八军。这一天,天高气爽,蒋与高级将领乘骏马鱼贯入场。第七军服装混乱,军容不振,蒋略加巡视即匆匆驰去。第八军是湖南部队,服装整齐,旗帜鲜明,军乐队、仪仗队都很齐备。蒋素善排场,大为高兴,控辔缓行、频频答礼。不料军乐队后面尚有十余名号兵,俟蒋驰至,一齐举号吹奏,声音尖亮。蒋的坐骑突然受惊,狂嘶一声,腾蹄飞奔。蒋一时勒缰不住,仰面滚下鞍来,可右脚仍套在脚蹬里,被倒拽而行。全场数万人为之骇然。幸马靴离脚,拖了一会即堕地。众人将他扶起,只见他气喘吁吁,面色苍白,哗叽军服和白手套上沾满灰土,帽脱靴落,狼狈不堪,状极滑稽。

  当时蒋介石阅兵堕马的新闻,轰动长沙全市,人们当做笑话谈论。


蒋介石错批报告酿冤案

 抗战中期,贺耀祖曾在蒋介石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担任要职,就在他担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时,曾发生过一件蒋介石错批两份报告的事情,险些造成一起不小的冤案。

  蒋介石平日里经常向部属吹嘘自己有超人的记忆力,每次侍从室呈送来的报告和文件,看完之后往往要等他休息够了再作批示。有一次,蒋介石上午看完报告,午睡后立即批了两份交贺耀祖办理,贺接过一看顿时傻了眼。原来,一份是请示惩办一个官员的报告,一份是侍从室一位亲随人员请批婚假的报告。谁知这个自诩记忆力惊人的蒋介石,竟来了个张冠李戴、阴阳颠倒:在请示惩处意见上批道“准假一星期”,而在请示婚假的报告上却批了“执行枪决”几个字。贺耀祖再仔细一看报告内容,那个该惩处的人,按国民党的刑法也不至于判处死罪。

  但是,贺耀祖深知蒋介石是个刚愎自用、听不进反对意见的人,如果马上去找他,只会自讨没趣,甚至招来麻烦。可照着批示去办吧,白己良心上又有点过不去。于是只好找了个理由失将请假结婚的人暂时送到军法处关押起来。以便日后相机行事。

  过了几天,蒋介石有事向贺耀祖交待。贺一看蒋这时的心情很好,便把两份报告呈给他,并小心翼翼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蒋介石大概是看到自己错得实在厉害,怕惹出大笑话,有损自己的威信,于是才破例听取了贺耀祖的意见,将那个该判罪的官员免了死刑。不过那位喜悠悠准备做新郎的侍从室亲随,未进洞房而莫名其妙的先进了牢房,倒是无辜地领略了一番铁窗的滋味。



翦伯赞不让蒋介石听课

 1939年,爱国将领冯玉祥到重庆住下来后,为了学习中国历史,他就请了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为其讲历史课。

  翦老讲课广征博引,以古喻今,逻辑清晰,立论精辟,使冯深表折服,他要他的随从人员也都来听。有一天,蒋介石到冯住处去,看见客厅内挤挤一堂,以为冯在开什么“黑会”,顿露不悦之色。冯站起来对蒋说,“今天是我请翦伯赞教授给我们讲历史课。”说着便拉着翦老的手,介绍给蒋。蒋见此情,连声说:“好,好,好,你继续讲,今天我也是来听你讲课的。”翦老却慢吞吞地说:“对不起,现在已经到了下课时间。”在座的人听了这话,纷纷夹着笔记本走出了客厅。蒋介石碰了一鼻子灰,十分尴尬。


蒋介石晚年心理不正常

 1961年,我国大陆正处在3年困难时期,蒋介石便梦想乘机反攻大陆。

  为了摸清美国人对台湾“反共复国”政策的态度,他特电邀与美国上层人士来往密切的宋子文赴台“观光”,蒋介石这位内兄抵台后,曾在日月潭请蒋氏夫妇吃了一顿螃蟹宴。谁知蒋氏夜归府邸后,忽觉腹中疼痛,颇不好受。“莫非宋子文要加害于我?”想到这里,蒋氏即命保健医生为他灌肠。医师为他作了详细检查,发现不过是受了点风寒兼之食蟹不适而已,于是为蒋煮了碗姜汤了事。

  “食蟹风波”之后,鉴于蒋介石怀疑有人害他,宋美龄认为丈夫患有某种心理疾病,于是便秘密请来台湾大学医学院的陈云龙教授为蒋诊治。陈云龙是牛津大学培养出来的医学博士,对心理学颇有研究,并深得蒋介石信赖。经过诊断,陈教授对宋美龄说:“蒋先生由于长期搏击在政治风浪里,经常处于紧张,亢奋的精神状态中,久而久之,导致其心理变态。确切地讲,这是一种属于精神病范畴的心理障碍,如任其发展,后果堪忱。”后来,陈云龙为蒋介石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



宋美龄的一段婚外情

 1931年的一天,蒋介石偕宋美龄到南京黄埔军校本部视察。谁知该校“优等生”韩诚烈竟在众目睽睽之下,情不自禁地拉住了宋美龄白皙的双手……蒋氏夫妇恼羞成怒,草草结束视察离去,回府邸即命侍卫长率兵将韩抓来。“夫人请安!”韩诚烈脚未站稳就连忙请安。宋美龄秀目怒睁,连声质问:“你为何羞辱于我?亵读校长尊严?”韩诚烈“啪”地一个立正,认真地说:“夫人太美了……”宋美龄一愣!韩诚烈英俊的脸庞和真挚的话语,使宋美龄心头一热:人间有千罪万罪,可从未有“慕爱”罪呀!气氛很快缓和下来,宋美龄竟和这位年轻人谈得很投机。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宋美龄亲自下厨为他做晚餐,并打电话给黄埔军校本部长官,责令其不得为难韩诚烈。晚10点,宋美龄用钢琴为他演奏了一支小夜曲《春天的梦》,并赠手表一块,目送他乘着轿车消失在夜幕中。

  由于宋美龄的庇护,韩诚烈出校门就是大尉营长,几年之内升任大校代理师长。抗战爆发,韩诚烈奔赴太行山前线。宋美龄获悉,总觉得有一种失落感,他常一人躲在书房里挥毫遣闷。有一次,她竟在一张纸上接连写了好,几个“韩诚烈”。恰逢老蒋来书房,见此情景,悻悻而去。据说,抗战期间蒋介石曾与陈立夫的远房侄女陈颖暗度春风,被宋美龄知道后前去诘问,老蒋曾引此事反唇相讥,宋美龄羞怒之下不辞而别,客居美国达半年之久。时隔多年后,宋美龄在与美国《时代周刊》著名记者琼?丹妮的一次谈话中曾不无感慨地说:“有人说我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也是一个小女人。”



陈布雷求签问官运

   蒋介石的幕僚陈布雷公务之暇,常有占卦求签之癖,大至国是政局,小至家事身心,都有涉猎,不过他最感兴趣的还是自己的官运。1931年6月,当时陈布雷刚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但几年来宦途之莫测,人事之变幻,已使他有闲云野鹤之思。一日,他随大哥陈屺怀等游览金陵名刹鸡鸣寺,品茗之后,便直奔求签处,想占卜何日可辞官归里,不想却求得一上上签云:“一朝丹篆下阶除,珠玉丰余满载归,若问始终康吉事,将来应有贵人携。”签语道:“官非宜解,百事康宁。”意即官不宜辞也。大哥见陈布雷一副废然沮丧的样子,灵机一动,说道:“何不这样句读呢?官,非!宜解。这样岂不遂你心愿了吗。”陈布雷一听击节称好,对啊!满载归,就是满一载万许汝归也。他对大哥点石成金之功很是佩服,在亲友中常常提及此事。但事实上陈布雷早已是身不由己,对蒋介石的愚忠使他不能遽然脱离沉浮之宦海。十几年后,在1946年7月和1947年4月的一天,陈布雷故地重游,国事日衰和身心交瘁使他再度求签问卜,不想得到的签纸都和第一次相同,签语还是这“官非宜解,四个字,他不得不叹道:神如有灵。

  陈布雷为这四字所羁累十几年,仍不能解脱,以至最终酿成自杀身亡的悲剧。



蒋纬国谈身世之谜

 19明年1月11日晚上,蒋纬国在台北一次会议的演讲中谈及他的身世之谜。他说,蒋介石是父亲,戴季陶先生是义父,也就是他的“亲伯”。就他来说,“做谁的儿子,我都愿意。”

  蒋纬国是在演讲中答复听众询问时作以上的表示的,这是蒋纬国初次在公开场合,作触及他的身世的发言。他语调诙谐中带有几分感怀。

  蒋纬国表示,外界对于他的身世颇为好奇,也有不少刊物谈论到他是戴季陶的儿子,他“倒想向大家搜集些资料,将自己的谜解开。”

  蒋纬国说,他第一次触及到这个问题是在1940年,当时抗战已三年,他留学德国、美国,在珍珠港事变前回到重庆。有一天,在蒋介石办公室,看到一本美国作家约翰?根室所写的《亚洲内幕》,里面有一段写到,蒋介石元帅二子蒋纬国少尉,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之子,以后为了某个原因,过继给蒋介石。

  他说,任何人对自己的身世都会好奇,他想问蒋介石,又不敢问。但是,“我不敢问姓蒋的,可以问姓戴的”。

  蒋纬国说,戴季陶的答复很妙,他拿出一张蒋介石的照片,也拿出一面镜子,让蒋纬国拿着镜子自己照自己侧面,问他“是象这边,还是象那边?”蒋纬国说,对于两位了不起的人物,他做谁的儿子都愿意。


蒋方良的悲叹

 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一生甚少公开露面,因而几乎没有什么知名度,甚至连“蒋夫人”这称呼也沾不上边。谁都知道,在台港的报刊上和一切传播媒体中,“蒋夫人”是专指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的,若要指蒋方良女士,则必须称“蒋经国夫人”。虽同是蒋家成员,但老蒋夫人与小蒋夫人的际遇却有天渊之别:一个荣华富贵,有权有势,一个朴实内敛,寂寂无闻。宋美龄出身于名门之家,蒋方良(改名前叫芬娜)则出身于俄国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也许是这个缘故,她处处显得比宋美龄矮了半截。宋美龄一生周旋于权势之间,跟着蒋介石威风八面;而蒋方良早年在苏联,和蒋经国相依为命,惨淡生活,到了台湾以后,她一直象个小媳妇,上不了台面。蒋经国出访时,蒋方良并未随访过,也似乎没有享受过应得的尊荣。难怪有报道说,蒋经国去世后,有人建议蒋方良女士到外国去散一散心,她却叹息道:“没有钱。”一时成为台湾的一条有趣新闻。

  蒋经国夫人的叹息,在台岛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有人表示同情,例如“省议员”林宗男就在报纸上建议每位“省议员”认捐3万元台币,作为蒋方良女士的出国休养旅费。但有人对“没有钱”的说法不相信,因为一来蒋经国多少应有一些积蓄,二来依规定蒋经国作为总统死后有一大笔抚恤金,再说她有那么多有可观收入的子女,以孝道而言,母亲无钱,儿女应该尽量帮助。更有人认为“无钱出国”之说是国民党故意往蒋经国脸上贴金,正如一位读者投书报纸所说:“我绝不相信蒋方良没有钱出国旅游!我想这是国民党宣传部门搞的把戏,目的在于暗示蒋经国一生廉洁、身后两袖清风,小蒋夫人是可怜,但说小蒋夫人没有钱出国,实在是太离谱了啊!”

  无论真实情况如何,蒋经国夫人蒋方良女士晚年生活将更趋寂寞却是事实。她不但不能象宋美龄那样长期寓居海外,甚至也不能象宋美龄那样,子孙们日夜围绕膝下。



沈醉香港会前妻

 1980年底,沈醉与女儿美娟到香港探亲。他们下榻在香港尖沙嘴一家旅馆里,等待着栗燕萍和她改嫁后的丈夫偕同到来。

  这将是一场什么样的会见呢?如烟的往事禁不住在沈醉的脑海里浮现。

  那是1938年,沈醉在湖南临澧军统特训班任教官,原籍长沙的栗燕萍是特训班的学生,年方十八。一天假日,沈醉正要驱车去长沙游玩,栗燕萍匆匆赶来向教官报告:家中急电,父亲病危。沈醉在电报上签字准假,抬头看见这位女学生满脸焦急,就让她同车赶赴长沙。到长沙后,沈醉又陪栗燕萍进入家门。女儿见父病危,只顾同母亲在外屋抱头而位,忘了顾及来客。沈醉便走到病榻前慰问病人。老人在弥留之际,见女儿带来一位青年男子,不免产生误会,便一把握住沈醉的手:“我的女儿,就拜托给你了。”此时此刻,沈醉不能拂垂死者的心意,只得点头,给老人以最后的安慰。不想这场误会的床头定亲,结果弄假成真了。

  栗燕萍的小名叫雪雪。在战犯管理所,每当飘雪的日子,往往是沈醉怀念妻子的时刻。1957年底的一场小雪,他还在日记里留下了深情的笔触:“晨起看到天空飘着微雪,非常高兴。但太少了一点。我宁愿冷而不愿看不到雪。雪啊!请你下吧!下吧!”

  1960年获释之后,沈醉给栗燕萍写信,并赶往广州迎候。他不知道1953年台湾中央社发布消息,宣称沈醉死亡。更不知道妻子盼夫无望,在特定环境下改嫁给一个退出军界的国民党军人。因而,他没有看到妻子跨过罗湖桥头。直到与女儿美娟在北京团聚,才知道他的家庭已发生了变故。

  二十个年头消逝了,他们终于要在香港会面。

  栗燕萍和他的丈夫,在去旅馆会见沈醉之前,有过一段气氛压抑的议论。她知道过去的沈醉,由于特殊身份带来的虎威,脾气暴躁。她劝后夫说:“他可能扇我耳光,你不要回手。”夫妻俩请了几位保驾,如果演出全武打,请他们来当和事佬。一些香港记者也带着摄影机去拍热闹镜头。

  栗燕萍和他的丈夫低着头走近旅馆的房间。她本人是不愿意来的,无奈女儿的相劝,再加上终归有一段夫妻之情,拒绝相见是太违背人之常情了。沈醉快步上前,双手紧握住他们的四只手。屋内一片肃静,亲友们等待着爆炸性时刻的到来。可是沈醉说的一席话,比拳头更有爆炸性:“燕萍,我很抱歉,没有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照顾儿女。你们把她们抚养成人,我是特意来向你们表示感谢的。”

  这种新的精神面貌、新的风格,在香港是极为罕见的。栗燕萍为感情之潮冲击得不知所以,她泪流满面。她不知道的是,今日的沈醉,己非昔日的沈醉了。她冷静下来对沈醉说:“过去的事不提了,我们今后作为好朋友来往好吗?”答复又出入意外:“我们不交朋友,我们两家合为一家吧。”沈醉转向栗燕萍的丈夫:“我有四兄弟,我行三,你就叫我三哥好了。”

  沈醉以新的道德观解开了栗燕萍夫妇二十多年没有解开的疙瘩。

 

探险家谭辛的笑话

谭辛是西藏人,有名的探险家。他探险成功后,在英国立刻成为社会风云人物。他曾讲过一则有关他自己的笑话:一次,他在一个森林里探险迷了路。经过两天盲目的奔波,终于见到了一个人,他把来福枪放下来,也把沉重的背包解下来,高兴地说:“谢天谢地,我迷了两天的路,最后总算看到了你。”那人却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我已经迷了十天路了。”

  有一天,他看见几个小学生正在看课本上关于他的英雄故事,于是他也高兴地与小学生们一起看。看完后,他问那些得意洋洋的小学生:“你们见过谭辛没有?”小学生们都摇头回答:“没有。”谭辛说:“我就是。”小学生们睁大眼睛望着他一阵子,然后齐声说:“你说谎!”



林彪和“陕北一枝花”

 1937年左右,林彪任抗大校长时,与张梅结了婚。有关张梅的情况,如今所知甚少,只知道她的真名叫刘希敏,陕西米脂人,米脂虽穷。但水土很好,是个养漂亮姑娘的地方,“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是陕西流传的民谚,而张梅在米脂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美人,人称“陕北一枝花”。

  林彪与张梅结婚后,生有一女,取名林小琳。1938年3月2日,林彪从阎锡山的晋军防区路过,身披缴获来的日军大衣,被晋军哨兵认为是日军,开枪误伤。身经百战的林彪,以前从未受过伤,然而这一枪却打得很重,据说打中了胸部,伤了脊神经,日后带来了很多的后遗症。

  林彪受伤后,回到延安治疗。1938年冬,在张梅陪同下赴苏联养病。这是林彪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并逗留了三年之久。

  林、张初至苏联,住在莫斯科近郊一个名叫库契诺的旧地主庄园。林彪表面平静,但在自己住房里经常发脾气,后住进了神经疗养院。

  这期间,林、张的家庭矛盾日渐暴露。林是个夫权思想很重的人,他不许张与外界接触,更不许张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只让张在屋子里陪着他。张是个生性好动、个性较强的女子,而林则生性孤僻,脾气反复无常。张难以忍受林彪这种精神病人式的忻磨,常常是越不让她出去,她越要出去,有时甚至星期天也不和林在一起。

  林彪在此期间,曾追求过正在莫斯科学习的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但孙未答应。林与张的关系也越闹越僵,最后只有分手了事。两人离婚后,张梅留在了苏联,此后的情况如何,已经不甚了了。

  林、张之女林小琳,在父母离异后曾与父亲生活在一起。林彪再婚,妻子叶群不喜欢小琳,使其渐失家庭温暖,至“文革”中后期,她实际上已经不是林氏家族的一员了。


吴玉章的座右铭

 命老人吴玉章(1878—1966)担负着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愈老愈爱做学问,从不懈怠。

  81岁那年,吴老在自己案头挥笔写下了一则座右铭:“我志大才疏,心雄手拙。好学问而学问无专长,喜语文而语文不成熟。无枚、皋之敏捷,有司马之淹迟。是皆虚心不足,钻研不深之过。年已八一,寡过未能。东隅已失,桑榆非晚。必须痛改前非,力图挽救。戒骄戒躁,毋怠毋荒。”

  吴老将此语铭记终生,虚怀若谷,勤学不辍,戍为后人的楷模。


彭德怀的坎坷婚姻

 彭德怀早在家乡时曾与表妹周瑞莲相爱,两人青梅竹马,感情很好并定了婚。在彭德怀离家投身革命与瑞莲分手时,瑞莲拿出两双鞋袜,鞋底上绣着象征生死不渝的“同心结”。可是,彭德怀走后,地主逼瑞莲替父抵债,她誓死不从,跳崖自尽。

  周瑞莲死后,彭德怀悲痛欲绝,不肯找对象。后来年纪大了,经人说合才与一个货郎女儿刘某结婚。可是,彭德怀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刘某便登报声明同他脱离了夫妻关系。长征胜私后,刘某找到彭总,彭总说:“你已跟别人结了婚,回到丈夫身边去,奠让孩子失去娘。”

  年已40的彭总,抗战初期还是孤独一人。陈赓将军有意安排一场女排赛,请彭总观看,并问:“你看哪个好?”“那个戴眼镜的细高个不错。”彭总不知是圈套。“她叫浦安修,北师大学生,读书期间入了党,前年投奔延安来的,在陕北公学教书。”“谁要你介绍这些!”“我是介绍人嘛!”陈赓将军说。1938年底,他们在延安窑洞结了婚。

  抗美援朝彭总任志愿军司令员,后来浦安修随赴朝慰问团到朝鲜,夫妻异国相见,彭总一见面就批评说,司令员的老婆能来,一百万志愿军的老婆都能来吗?她很委屈,但内心却为有这样的丈夫而自豪。


毛泽东打麻将

 打麻将,一直是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文革”中麻将被“四人帮”诬为“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而销毁。

  早在延安时,毛主席在工作之余也打打麻将。不过,他打麻将只是为了活动一下脑筋,清理一下一天来繁忙工作中的思想,一旦在思想上弄清或发现某个问题,他便来个不告而别,投入紧张的工作。他还对人说:打麻将,也好比行军打仗,要调兵遣将,斗智斗勇。有时牌不好,但只要安排得当,也会以弱胜强的。


毛泽东延安学跳舞

 毛主席在延安时,因整日在窑洞忙着写文章、批文件,坐的时间很长,手臂活动太少,肩关节炎由急性变为慢性。医生经过会诊,开出了一张特别的治疗处方:跳交谊舞。

  起初,毛主席对跳舞毫无兴趣,医生就以锻炼身体的角度说服了他。晚饭后,在窑洞外面的一个上坪上,同志们争着给他作示范,教他怎样摆好脚式和手式,怎样端正脊背和腰身。开始时毛主席心不在焉,进步不快,走起舞步来简直和士兵练操没有多大区别。同志们打着拍子叫他,让他向前走几步,又向后退几步,他终于学会了。

  后来毛主席不但会跳了,而且舞步纯熟,能较好地掌握节律。他深有感触地说:跳舞这个运动不错,能休息脑子,使人两腿有力,还是一个联系群众、与群众交谈的好机会。它弥补了游泳——在水里不能和别人谈话之不足。


傅雷的爱情磨难

 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年轻时留学法国。傅雷到法国留学后,他母亲为他聘定表妹朱梅馥,他孝顺寡母,认定了这一婚约。

  但傅雷到法国一年后,法国女郎玛德琳热恋他。别人都觉得诧异,认为傅雷见了生人那样腼腆,一个浪漫的法国金发女郎,怎么会看中这位文弱的东方青年?从气质和秉性方面看,他俩怎么也不相配。傅雷堕入情网后,那情景真象《白蛇传》中的许仙。

  傅雷堕入情网后,他写了一封长信给他母亲,说明应该婚姻自主,决定解除和表妹的婚约。他把信交给当时和他一起留学的刘海粟,要他代发。信交给刘海粟后又要回,加上“儿在异国已有意中人”。再交给刘海粟。其实此信刘海粟并未发出去。

  一天,玛德琳告诉别人,说傅雷要自杀,说他“变得反复无常,一会搂着我亲热,一会又说我害了他”。玛德琳对傅雷很是迷恋的,叫他“傻孩子”,自然不愿他寻短见。但等别人赶去,傅雷又和玛德琳打得火热了。

  出人意料的是,几个月后,傅雷和玛德琳闹翻了。原因是傅雷觉得玛德琳对自己不忠实。于是,多情而又专情的傅雷无法忍受。当时,傅雷怀里藏着手枪,准备自杀。在别人的劝解下,加上当时刘海粟把他写给他母亲的信交给他后,事情才逐渐平息。当傅雷拿到原信后,竟自痛哭道:“我究竟是写了这封信!我对不住他们!”

  经历了爱情的磨难后,傅雷终于还是和表妹朱梅馥成婚,并终生相伴。


琼瑶的初恋和婚变

琼瑶18岁的时候,与学校里的一位老师闹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恋爱。

  琼瑶说:“那次恋爱几乎毁了我,又重新创造了我。我开始明自生命中有许许多多遭遇是你必须去面对、去体验的。”

  对初恋时她曾倾心过的那位中学教师,她难以忘怀,以至二十年后,她还怀念着他。

  她的第一次婚姻是在20岁时,由家人作主嫁给一个好赌的丈夫。那是一次失败的婚姻,夫妻关系勉强维持了四、五年,并有了一个儿子。

  独特的自身经历,激发了她那潜在的创作热情,促使她步入言情小说创作领域。琼瑶说:“《窗外》可以说百分之七十是我的自传。”从她的成名作《窗外》的女主角江雁容,以及《桎梏》、《在水一方》的女主角的遭遇里,读者不难看到琼瑶在爱情婚姻上的坎坷经历:感情不合,志趣不同,丈夫滥赌,妻子好文,这些该是造成琼瑶婚变的主要原因了。婚变后,琼瑶同出版家平鑫涛长期合作,彼此无间,在相识十六年之后,终于于1979年结为伉俪,得到了幸福的爱情。


老舍答催稿的趣文

 老舍,原名舒舍予,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剧作家、小说家。他的文笔幽默风趣,留下了许多妙趣横生的文章。

  抗日战争期间,北新书局出版的《青年界》,曾向老舍催过稿,总编正是赵元任。老舍在寄稿的同时,幽默地寄去了一封象诗一般的答催稿信,诗曰:

    元帅发来紧急令,内无粮草外无兵!小将提枪上了马,《青年界》上走一程。呔!马来!

  参见元帅。带来多少人马?两千来个字!还都是老弱残兵!后帐休息!得令!正是:旌旗明日月,杀气满山头!

  这首答催稿诗,有点戏曲味。不用解释,编辑催稿的“苦相”,以及作者的自谦跃然纸上。

  这封信自然是满足了编辑的催稿要求的。还有一封写给林语堂的答催稿信,却没有能满足约稿者的要求。诗曰:

    今年非去年,正是鸡与狗。

  去年有工夫,今岁则没有。


许晓丹演“脱戏”惊世俗

台湾女艺人许晓丹在她自编自演的舞剧《回旋梦里的女人》中,演出到最后一分钟,突然裸体亮相。许晓丹的这一表演,引起一场“是艺术还是色情”的争论,她本人也因此出尽了风头。

  1989年3月17日,这位为追求“艺术神圣”而“豁出去了”的裸舞演员,又演出了一幕令台湾当局目瞪口呆的活剧。这天上午,许晓丹仿照意大利脱星议员“小白菜”的模样,头戴白色小花圈,身穿透明白色婚纱,飘飘然来到台湾“立法院”门外。她的这副“惊世骇俗”的打扮,立即引起“立法院”内外一阵骚动。许晓丹声称,她到这里来是想“参观一下立法院运作的情形”。由于她的打扮过分暴露,被有关人员阻止于“立法院”门外,等到她穿上一件别人的男西装外套,并经台湾民进党“立委”朱高正等签字同意后,才准许她进入。

  10时23分,许晓丹在四名女警察、八名男警的“护持”下,进入会场旁听席,顿时又引起一阵骚动。“行政院秘书长”钱纯一瞥见这位名噪一时的“脱星”,忙向坐在一旁的“财政部长”

  郭婉容作解释,一面用手在胸部上下移动,意思是,来者非他人,而是有突出乳房之许晓丹也。“新闻局长”邵玉铭则以两手拉开自已的西装外套,向一旁的“研究会”主委马英九示意,许晓丹来了。

  许晓丹在会场停留约一小时,倾听台下“立委”议政。她临去前,又在“立法院”大厅中央脱去外套和披风,重新亮出透明的白纱,还散发了一封致“司法院长”林洋港的公开信,并提出质询:“吾人既为演艺人员,法院可否以演艺人员管理辅助法,判决吾人的艺术创作?”还说,她今天是来见识的,年底将参加立法委员选举。她带来的两名录像人员,把她列席这次会议的情况全部录了下来。


梁实秋的忘年之恋

台湾著名学者梁实秋在垂暮之年,竟枯木逢春,又遇到了一段意想不到的姻缘。在当时,这是一件轰动社会的婚姻,引起了不少争议。

  1974年11月,离开台湾两年多的梁实秋教授,带着一份寂寞而哀伤的心境回到台北。在美国羁留期间,他的老伴撇下他离开了人世。这对76岁的梁实秋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之中,写下了纪念亡妻的《槐园梦忆》。

  回到台北后不久,梁实秋先生便去远东图书公司联系出版《槐园梦忆》。他万万没有想到,黄昏之龄的他会在那里发现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片美丽的晚霞,并酿出一段感人至深的恋情。

  当时,台湾影歌双栖明星韩菁清正在远东图书公司寻找一本梁实秋编著的字典,恰好遇到了梁教授。这种偶然的巧遇,也许就是一种冥冥之中的缘份吧。韩女士曾是红歌星和影星,这位昔日的上海小姐十分酷爱文艺,不仅爱看,而且能写,尤其对文人作家特别敬重,在文艺界有不少朋友。韩女士对梁教授可说是心仪已久,只是无缘拜识。如今邂逅相逢,自然十分高兴。在交谈之中,梁实秋惊喜地发现,他所有的作品韩菁清都看过,有的甚至还背得。他们谈得非常投机,一直谈到很晚才分手,大有相见恨晚之慨,他们的情谊就这样诗一般的突然展开了。

  从那以后,几乎每天中午,梁教授都要去看韩菁清,而且必定抱着她最爱吃的鸡翅膀,鸭肫肝等零食,他们一起讨论文艺,漫谈人生,常常在不知不党中就度过了整个下午。他们之间的感情,也随着交往与日俱增。但是,韩菁清当时只有46岁,梁实秋整整大她30岁,年龄是否成了他们之间的阻碍呢?

  次年一月,梁教授由于前妻意外死亡的诉讼官司需去美国处理,不得不暂时离台。分别前夕,梁实秋教授毅然以坦诚率真的态度,向这位红粉知己提出了共同结伴度过晚年的请求。

  此后几个月,两人天各一方,只好以鸿雁传情,写信和等候“绿衣使者”,成了他们每日的必修课。尤其是梁教授,在美期间几乎整天都忙着给韩女士写信,有时一天两封甚至三封。最令韩女士感动不已的是,梁教授每天都要走到很远的邮局去发信,无论刮风下雨、冰天雪地,从不例外;同时,如果他一天收不到韩女士的信就会坐立不安,连饭都难以下咽。

  这个时期,梁、韩相恋的消息已成为热门新闻在台北广为传播。在报刊杂志上,对这两个知名度极高而又年龄相差悬殊的忘年恋人,更是大加渲染报道。一时满城风雨,不一而足。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地向他们涌来,学生们,还有《槐园梦忆》的忠实读者们愤愤不平,感觉受骗上当而提出抗议。在一片反对指责声中,也仍有少数“表示理解”的支持者。但梁教授对这些“表示理解”并不领情,他直言不讳地向韩女士表白:“我是在爱情中,竟没有一个人了解到这一点!”

  不论别人说什么,但梁教授主意已定。他给韩女士的信中说:“大主意当然是我自己拿,我早已拿定,谁也不能影响我。爱,我们‘有饭吃’,我们可以‘关上门过日子’。有时候还偏不关上门,偏要走出去给大家看看。”1975年5月,梁教授提着两大包他与韩女士的“两地书”,不久即与韩女士结为伉俪。婚礼只有少数好友参加,避免了大肆铺张渲染。婚后,梁教授果然与韩女士朝夕相伴,很少与外界往来,他们的生活安宁和平,极有规律。梁教授喜欢在夜间笔耕,早上多睡觉。中午和夫人一起用过午餐,便外出散散步。夜里梁教授写作,韩女士则读书或听音乐。梁教授一直爱称韩菁清为“清清”,韩女士灵机一动,则称呼梁为“秋秋”。梁戏称这是韩女士的“一大发明”呢!

  1985年,也就是梁教授与韩女士结婚十年以后,梁先生在台湾溘然去世,享年86岁。在他晚年的那段日子,也就是他与韩女士相依相伴的近4000个日日夜夜,乃是他用生命的最后光辉谱写的一段甘醇浓厚的黄昏恋情。


冯宝宝险些被卖掉

 冯宝宝是香港电影红星,她在生活中历尽艰难,知道她的人都说她命苦。冯宝宝是一个私生女。父亲冯峰当年是唱粤剧的小生。在马来西亚演出时,与一个女艺人生下了冯宝宝。他是有妇之夫,女艺人不甘此种不明不白的关系,两人终于分道扬镳,女艺人连孩子也不要了。父亲抱着宝宝回到了香港,连同原有的妻室儿女一共13人。

  为了养家糊口,父亲不得不在孩子身上打主意。冯宝宝3岁就被送去拍电影,5岁时,她在水银灯下已能哭笑自如,人人都知道冯峰有一个能拍戏的女儿,片约也一部接一部,用得着小孩的地方总想到她。到她8岁时,已共拍了150多部影片,成了职业小童星。

  后来,一部《雨夜惊魂》,使冯宝宝赢得了“天才童星”的称号。对冯峰来说,女儿成了他可靠的财源了。殊不知,小姑娘能赚大钱,使她亲生母亲眼红了,与冯峰争夺抚养权,官司打到公堂,互相攻击谩骂,年幼的冯宝宝又羞又怕,吓得哭出了声,又成了记者们争夺的新闻。

  后来,冯宝宝年岁渐长,知道读了书可以生活自主,另谋出路,下决心争得读书机会,偷偷积攒私房钱。然而她父亲已由昔日的江湖艺人变成公司的老板,不能放过她这棵摇钱树。他仿佛看出女儿的心事,处处严加防范,终于发现她藏钱的秘密,打破了冯宝宝的梦想。

  一天,传来可怕的消息。有人悄俏告诉她,她父亲准备安排她到美国演出,演完最后一场即以10万美金将她卖掉!她一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不幸的是,这时又发生一件出乎她意料的事:她的同父异母小妹竟被父母送下海去当了舞女!小妹才14岁,比她还小两岁。

  对小妹能够做出的事,对她怎能不会?骨肉情与钱比较,她知道父亲看重的是钱。

  冯宝宝终于离家出走了。天才童星离家出逃的消息很快传了出去,闹得沸沸扬扬。冯峰感到社会的压力,多方刺探,终于摸清女儿藏在她干妈家的情况。尽管软硬兼施,冯宝宝并不就范,她早已成竹在身。她拿出小妹被父母逼着下海当舞女的确凿证据,父亲奈何她不得,终于作出让步,同意让她去读书。被出卖的惨局总算避免了,并争得读书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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